文/圖 李民安 我小學上的是東門國小，記得家裡到了過年的時候，都會到南門市場去買春卷皮，青少年時期喜歡在西門町一帶混，從家裡坐公車去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前一站叫小南門，後來在新莊上大學，上下學的時候，車子都會走北門高架橋；對我這個自小活動地區不出台北的土包子來說，這些帶「門」字的地方，都只不過是個地名而已，儘管從東門國小往總統府的方向過去，確實有一個被圓環圍住的「仿古城門樓」，只記得有憲兵在那裡站崗，但打心裡，我從沒把它們，跟真實的「城門」聯想在一起。 那年台北換了個新市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門高架橋在很短的時間拆掉，然後一個好像從沒被人正眼瞧過的古樸城樓，忽然就成了全台北人的視線焦點，然後，還是只在偶爾坐車行經時短暫的打量它一兩眼，覺得少了高架橋的城樓，果然給人一種眉目舒朗的感覺，彷彿腰桿挺直了不少。 入秋的台北連著幾天都下雨，我跟著介紹台北無圍牆博物館的老師，走近北門，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細細觀賞這座台北市僅存，以清時期風貌保存的古城門。光緒年間皇帝批准了福建巡撫沈葆楨所提，「台北擬建一府三線」的奏摺，成立「台北府」，而台北城也在1884年正式完工，一共有五個城門：東門（景福門），西門（寶成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北門（承恩門）。但是這座經歷多位清朝官員努力才蓋好的城池，真正存留的歷史不到三十年，甲午戰敗，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總督府以街地整理和貫穿道路為由，開始動手拆除這座原來以抵抗日本侵入為目的所建的城牆。原來的計畫是連城門都通通都要拆光的，但拆了西門之後，民意反抗激烈，總督改變心意，這才留下四座孤零零的城門。 原本所有的城門長得都差不多，都是傳統台灣式的建築，但是其他三座城門的閣樓部分，在政府遷台後，都被改成華北樣式的風格，只有這座面向北方「承接天恩」的北門，沒有被「美容」，保持了原來的素顏。

出不了國門，以往繪寫世界的旅行畫記，頓時失去可能。 文/圖 蔡莉莉 大疫之年，諸事暫停。秋風起，疾疫似乎有進入尾聲的跡象，喘口氣，終於等到能安心整理書稿的時候了。從來沒想過這一本會以如此樣貌呈現，如同我從來沒想過瘟疫的迸發會驀地改變了整個世界，也造成我寫作的轉折。出不了國門，以往繪寫世界的旅行畫記，頓時失去可能。 被疫情所迫而成為巢居者的日子，常常站在高樓陽台，望著腳下充滿頓號的城市，以迥異於往常的視野，俯瞰過去曾經自在穿梭的世界，腦海不時浮現艾倫·萊特曼《愛因斯坦的夢》所寫：「在這個世界，時間的質地剛巧是黏的。每個城總有些地區卡在歷史洪流中的某個時刻而出不來。所以，個人也一樣，卡在他們生命的某一點上，而不得自由。」 穴居在家，日子反覆而悠長，像唱盤上一首不斷跳針的歌，日日看書寫作，寫作看書。想著，寫著，漸漸地，逝去之事，遠遠地向我走來，不知不覺寫出一篇又一篇的散文。現在回頭校對稿子，就想起當時寫它們的心情。這些兜攏在一起的篇章，一部分是成長回溯，一部分是生活感知，時間的向度含括五十年的光陰，空間自台灣南部綿亙至美國洛杉磯，時而歲月靜好，時而山風海雨，想想，竟有點回憶錄的意思了。 跨過歲末，便來到三十年職場生涯畫下句點的時刻。我彷彿一只無懼天寬地闊的風箏，在舞盡天涯的中年，收線、拖曳、歸返。但知有一絲什麼依舊牽動著飛翔的軌跡，或許往後的時光因而有了其它的意義，風吹水流，現在的我還看不清，也說不明白。就像走進水墨畫的留白，雲裡霧裡，或有松杉琳宇，或有萬壑谿山，彷彿有種種可能和無盡隱喻藏身其中。 任誰都會走到卸下責任與義務的那一天，人生的處境只有自己最明白，站在終點回望，湧上心頭的是張愛玲說的，教書最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在這個過去與未來交會的斷裂時刻，裝填生活的巨大落差的方法有千百種，有人試圖拼回生命的缺口，有人竭力挽留手中流失的沙，有人面向他方追逐若有若無的光，有人立基生活微笑尋回迷路的自己……一顆靜定的心，縱使身在大霧，依然能在靜默中聽見天地的回音，為未來的人生場景寫生。 現實的人生是一場等價交換，想得到什麼，必須拿出別的什麼來換。脫得出衡量人間得失的那把尺，生命自然上升至另一種高度。從高處看見自己流散一路的虛虛點點，才會明白什麼是「失掉世界，得到存在」。想起陳黎所寫「在我們生活的角落住著許多詩」，此刻的我，像是踩在一首長詩的兩個段落，隱隱中察覺需要的並不是疊加，而是刪去那些不屬於詩的部分。惟有空白，方能凸顯詩的存在。 如同眼前校對中的這疊書稿，正處於書本的模樣未知但又真實存在的邊界狀態，而我，一字一字刪減，一句一句搬動，彷彿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反覆演練著，一種跨界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