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短詩作家為名的文學紀念館（四之二） 石川啄木紀念館 文/攝影 陳銘磻 一生貧寒的短命詩人 岩手盛岡‧石川啄木紀念館、青春館   譯作家林水福教授記述，1886年2月出生岩手縣盛岡澀民小村落的詩人石川啄木：寫作小說無人賞識，女兒生病，生活陷入困境，心煩意亂，只能借短歌解憂，三天寫了250首，苟延殘喘貧困與孤獨。 「我喜愛生命所以做短歌，因為我自己比什麼都可愛所以做短歌。」任性、自負、自戀的石川啄木，本名石川一，出身貧寒小戶，少時背井離鄉，過著顛沛流離、狎妓玩樂的生活；後來遠赴北海道函館、釧路、札幌發展，任代課教員、記者、報社校對。一年換過六個工作，莫非是不得不然的乖舛命途使然。 創作初期勤寫小說，咸感失敗，後來棄浪漫主義行自然主義。1911年，不滿明治政府迫害前衛人士，遂意傾向批判現實主張。1912年因肺結核擴散病逝，得年26，「短短二十六年歲月，宛如一顆彗星劃過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天空。」林水福老師寫道。 石川啄木自喻，短歌是他「悲傷的玩具」。後半生面臨婆媳不和、妻子離家、幼子夭折、社會言論不自由、文學創作不得意、四處借錢度日的困境，難免俛仰懷哀傷；面對苦難，也曾有過尋死念頭與放逐的逃避心理，終焉受創作熱情影響，堅信理想，在熟悉的短歌志業尋獲藝術價值。 石川啄木短暫一生的創作，短歌集：《憧憬》、《哨子與口哨》、《悲傷的玩具》和《一握之砂》。小說集：《病院的床》和《鳥影》。對自然主義提出批判的評論集：《時代閉塞之現狀》。他對日本文壇最大的貢獻，是革新古典詩歌，打破短歌一行詩的陳規陋習，獨創取材自日常、淺顯易懂、琅琅上口，散文式三行短歌的形式；由於文風優美、自由，博得「生活派詩人」之喻。 直到去世後50餘年的1970年，鄉民為紀念石川啄木，收集他的文學資料，於盛岡澀民設立紀念館，1986年，啄木誕辰100週年，重建新館，其造型為一座白色西式建築，融合日、洋建築美學，是詩人信念中可以託付詩歌永存的理想場域。 這座文學博物館展示他的著作、手書信件、筆記本、日記、日常文物、風琴、生前少許生活照片，並藉由影像介紹石川啄木文學起源、窮困潦倒的家居生活，沿著家鄉盛岡澀民出發，移居北海道和東京尋找生機的足跡，直至生命終結。 紀念館刻劃啄木少年往事、懷念故鄉，以及生命終期受肺病折磨與波瀾起伏的人生，無如寫盡作者一生為短歌藝術而活的縮影。 值得一提，石川啄木就讀的澀民尋常小學教室，以及齊藤家都移築到紀念館旁，還原明治時代的生活樣貌。此外，舊尋常小學前的啄木與孩童的銅像和岩手山下的歌碑也展露歡迎之姿。 這座紀念館以及「啄木、賢治青春館」好比滄海桑田，寫意短歌詩人或有不甘心的淒涼命運。

文∕圖 劉冠妏 我曾是個一定會說再見的人，或者說是相信告別儀式的人。每到需要道別時，都應當慎重處之，比如寫一封情深易濃的道別信、看著對方的眼睛表達感謝、後將回憶物品收妥後藏。 直到親如母親的祖母過世，那天開始，我發現自己無能說再見。   祖母於那陣子進出醫院多次，在廣告公司繁忙不堪的我，已習慣她年事已高、身體欠佳的消息，打算忙一段落再返鄉探望。也想著無論如何，臘月生日的她，總會煮一桌我愛吃的家常菜、坐在老家客廳等我歸去。 寒流來的夜，清晨我被家裏來電吵醒，被窩裏頭半睡半醒間，父親虛弱而簡短的告知，她在夜裡過世了，正將送去殯儀館。 我瑟縮著揣想，父親話中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他的話語太過簡潔毫無修飾，令人懷疑有何弦外之意。 日本攝影家蜷川實花曾說，在她父親離開的那天，逼不得已她得工作。前往攝影棚的計程車上，天空美得令人顫慄，於那當下她知曉父親走了。然而返鄉高鐵上，陰暗天色蒙著灰塵，那塵無所不在，從呼吸的空氣中，飄進了停滯的情緒裡。 魂若離開，記憶與感情似乎也會一併帶走，陌生的肉身徒留。   祖母平躺於靈堂後方棺內，瘦癟凹陷的雙眼緊閉，她像祖母，卻又不是她。 回到台北小小的租賃套房，立即去洗了熱水澡，妝容完整到公司上班。我在此扮演追求事業的獨立女性，在家鄉的彼端則是一個頓失母愛的孫女，這兩個世界的界線清楚分明，光鮮亮麗對比晦暗難解、理性對比著感性。客戶會議接連，該笑的時候客套、該緊湊時不輕易馬虎，縱然分不清哪個是真的我，但開關竟也能隨時開啟關閉。 填妥了喪假假單，我草草收拾行李返鄉，姑姑像個孩子般嚷嚷著胃口全失，叨念著晚上祖母在那兒會冷嗎？或是夜半起而失眠，坐於床頭默念著不及與祖母道盡的耳語。父親則疲於各種死亡手續，經常說著重複的話，我盡量讓自己表現正常得體，希望讓氣氛不過分沈重。 喪儀期間，每日不斷誦經、祭拜、奏樂儀式，我抽離麻木著，甚而懷疑短暫來訪的遠近親們，有多少低頭默哀時留下的眼淚，是真正源自祖母的離去？或者他們也是在扮演著某種角色，為了陪襯喪儀能順利進行。到了做七的終點，火化前，我們跪成一路長列送行，天色仍沒放晴。禮儀師說這是祖母的最後一程，提醒我們送進火爐後要記得大喊：阿嬤，火來了，快走。 火燃之後，幾位遠近親喊得此起彼落，不曉為何我無法跟著喊「火來了，快走」，低著頭，不忍看那熊熊烈火。 我知道，祖母早就走了，她不在那火裡，也不再伴於我們四周。   父親將祖母的骨灰安置於能看到家裡山坡的近郊，接下來等過農曆年時祭拜就行了。父親一副放下重擔的神情，而屬於我的告別式卻遲未到來。 回台北後，我繼續著作品的拍攝，連幾日寒流大雨，等待著那個美麗天色的指示，就這樣度過了陰沉的冬日。我詢問同樣至親去世的好友，花了多久時間才平復心情，好友說他已忘了時間長短，總之會每多做一件事，都會比上一回再不難過一點。 那之後，我頻繁舉行著自己的種種告別儀式，如刺青、離職、搬離小套房、躲到美國邊境小島，任由每日哀哭的發生、結束。儀式與儀式之間，盼著每一次都比上一回更好一些，像是從泥沼裡掙扎個一兩下，望能掙出一個吸得到氣的孔隙。 等待破曉的路程漫長，一次深夜裡，終於突破了喪禮期間情緒障礙，失神走進醫院的急診間，暈眩號哭。護士走過來好心的問：我們檢查不出來病因，妳是不是心情不好？我默不作答，只是深夜急診間的生死交會，好像能打開一扇門，門的彼端也許會有思念著的人。   期待著的美麗天色，也許透著一點金色的邊，現實是走出醫院，正逢日出仍一片陰鬱。   告別好像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無止盡緩慢的過程，如煮咖哩飯時，會懊悔忘了問她留一手的香料配方，或是戴著她贈與我的手鐲，念起她曾握住仍年幼的我手，關愛道：妳這麼乖，要好好吃飯長大。甚至，在捐出她的遺物前，我拍攝了許多照片，舉辦攝影展，期望著，她能抽出時間來看。 告別的各種儀式持續地發生，像是在黑暗裡硬是亮起的燈，陪伴度過破曉前的緩慢長夜。 一直到某回偶至東京旅遊，於吉祥寺旁的市場裡，吃到一顆與祖母做得口味幾乎完全相同的炸可樂餅（コロッケ），並念起她在灶腳裡以蝦米、蔥、馬鈴薯拌炒的背影，微微駝背，身著高雅花朵的襯衣，光線氤氳而昏暗，熟悉而親密。 吃了一口後，立即再多點了一個。抬頭確認天色晴朗，金色的雲像是她離去那天，髮上別的釵。在那之後，我逐漸地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