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秀實 圖/黃騰萱 由於網絡的發展與知識的普及，導致詩歌的產出者結構成分變改。現時只要敢於寫分行的文字，即可晉身「詩人」之列。大量以分行形式出現的文本被稱為「詩」，也慢慢地在顛覆了我們文學史上對詩的認知。對作為藝術的詩歌而言，這是一個隱形的危機。對那些仍堅守詩歌作為藝術，信奉詩歌乃人類精神文明標高點的「詩人」來說，回歸到純粹的創作是唯一的反抗力量。但對大多數把詩視作一種嗜好或興趣的公民來說，寫詩好比一種社會的生產與消費行為，其在當中攫取精神的愉悅或利潤的回報，讓他們樂於結黨營利，把詩歌操弄為不同的把戲而謀取最高的利益。故而產品侵權（抄襲）與利益收受上的潛規則（財色交易），便屢見不鮮。這便即當下詩壇境況。 但這種發展也是有其脈絡的。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把藝術創作稱為「藝術勞動」或「藝術生產」。請看以下另一段文字：「廣義的藝術消費，泛指一般藝術者對藝術品的欣賞和接受過程。這是一種大眾文化意義上的藝術消費。狹義的藝術消費，則是一種專家型的藝術消費，它主要表現為藝術批評家對藝術作品的存在價值進行審美鑒定和評判的過程。」（見《文化視野中的文藝存在》，蔣述卓等編著，頁304）故而可知，詩壇現時種種不堪的狀況，就是大多數的產出者把其產品視作廣義上的消費品而形成一種「市場模式」。誇張點說，當今詩壇就是市井。 2. 詩壇的紛雜與爭拗如此之多，也是由此而起。談女性寫作如同提倡女權主義往往也淪為一種爭拗。我們談女性寫作，或許會想到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onnadieu來。西洋文論交錯繁雜讓人迷茫，而杜拉斯則如大霧迷濛中的一座燈塔。法國作家梅爾唐斯的《杜拉斯主義》中說，杜拉斯在寫她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時，是「帶著她獨有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坦然，向我們承認了她在寫這部作品時體會到的瘋狂的快感。」（《寫作》，杜拉斯，曹德明譯，頁117）那是一種寫作的態度或說是一個產出者如何看待產品的問題，失去這些便不好談任何的主張了。回歸到存在本身，杜拉斯說： 寫作是人們的一種官能，它像人有身體一樣，好像是另一個身體，人們看不見它，可它出現、向前、擁有思維、擁有憤怒，有時候有自己的行為，它有可能會失去生命。 只要覺悟到「寫作是人們的一種官能」，即女性寫作自然而然地存在。詩人安琪詩〈像杜拉斯一樣生活〉的「腦再快些手再快些愛再快些性也再快些」，是女性寫作。臺灣詩人馮瑀珊在其小說《女身上帝》中說：「每個女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創世紀，每個女人的身體就是一部啟示錄。」很生動的詮釋了女性寫作的真諦。 3 我主張「純粹」，寫純詩，做一個純詩人。所以我提倡「婕詩派」。簡言之，「婕詩派」就是試圖動用語言的一切手段（所以形成長句）來築構出事物的最高真實（所以不惑於世相而直戳真相）。只要回歸到純粹的寫作，則所有的爭拗與不安都將消失。詩人以他來自生活的思想引領他的創作，而非通過詩學理論的認知來引領。就說女性主義寫作，並不能等同一種閨秀作品，在巨大的男權霸權之下的閨秀詩詞，仍非女性寫作。所以一切以柔，以陰，以怨的寫作都不等同女性寫作。而從身體出發，寫痛，寫存在，寫死亡，更接近一種純粹的書寫，也即是一個女詩人純粹的書寫，自然帶有反抗而非順從，那即我說的女性寫作不在於內容，而在寫作本身，有著完全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與杜拉斯所說的「官能」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