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夢 文/秀實　圖/黃騰輝 對所有自覺的詩人來說，社會責任無疑是個困擾他們的結（knot）。在這個牢若城堡的商圈，購物中心櫥窗裏形形色色的標價牌，那些冷漠的數字比一首詩歌來得打動人心。當詩歌萎靡成馬路磚塊罅隙間的羊齒植物，詩人成了小眾的弱勢社群時，煞有介事地追究起詩人的社會責任來，便有點兒那個了。 只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詩人領地雖小，卻也不能逃避其責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北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說，「在某種意義上說，詩歌的功效等於零。」既然詩歌不存在任何功效，也即是在這個社會裏從未起過任何作用，如此詩歌不具備社會責任，也是必然的。詩人寫詩，閉門關窗，任城市在樓外經歷月華與黃昏，有時暴雨臨城，狂風掃地，那一盞不滅的燈依舊仍在搖幌中。 談到希尼，想到他的名篇〈1969年夏天〉。這是一首帶有政治隱喻的作品。對這些詩作，希尼只祈求社會能夠做到「你們不需要熱愛它，只要容許它的存在便可以了」。詩抄錄於後： 當平息暴亂的警察一路開火 進入浮斯，我只是在馬德里 暴毒的太陽下受苦。 每天下午，在蒸鍋般酷熱的 寓所里，當我冒著大汗翻閱 《喬依斯的生活》，魚市的腥氣 蒸騰，如亞麻坑的惡臭。 而在夜間的陽台上，當酒色泛紅， 可以感到孩子們縮在他們黑暗的角落里， 披黑巾的老婦側身子打開的窗戶， 空氣在西班牙像在峽谷中迂迴湧動。 我們談論著回家，而在星垂平野的 盡頭，民防隊的漆皮制服閃爍 如亞麻弄污的水中的魚腹。 「回去」，一個說，「試試去接觸人民」。 另一個從山中招來洛爾迦的魂靈。 我們一直坐著看電視上的死亡數目 和鬥牛報導，明星們出現 來自那真實的事件仍在發生的地方。 我退回到普拉多美術館的陰涼裏。 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槍殺》 佔據了一面牆——這些揚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痙攣，這些戴頭盔 背背包的軍隊，這種 連續掃射的命中率。而在隔壁的展示 他的惡夢，移接到宮牆上—— 黑暗的旋流，聚合、崩散；農神 以他自己的孩子的血來裝飾， 巨大的混亂把他怪獸的臂部 轉向世界。還有，那決鬥 兩個狂怒者為了名譽各自用棒 把對方往死里打，陷入泥沼，下沉。 他用拳頭和肘部來畫，揮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風，一如歷史所要求。 著名評論家王新家在分析這首詩時，說：「首先，這首詩不斷在指向一個主題：暴力。詩人自己國家目前正在發生的暴力衝突，與詩人在度假地西班牙所感受到的大自然中的暴力。兩者本來互不相干，但在希尼這裏有了聯繫，為的是達到一種對人類的普遍存在的境況的洞察（這正是詩歌高出於一般事件報導的地方）。詩人身處異國，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正是在這種心境下，他強烈而敏感地感受到一種無處不在的暴力，尤其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曾是暴力的王國的國家。……街頭上的暴力人人都能看到，看不見的暴力只有詩人才能揭示。因此，詩中的具體描述會使我們震動，會使我們被迫去思考暴力對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的確，暴力已滲透在我們所艱難呼吸的空氣之中去了。」這首詩背後有著巨大的時代烙印，詩人藉詩歌來控訴當權者的暴力管治。如此這般，方才盡了詩人最大的社會責任吧！在這裏，詩歌的力量彷彿才能彰顯。 然而，希尼這首〈1969年夏天〉並無對北愛爾蘭當時的政治產生絲毫的影響，暴力管治仍然持續進行。這引證了詩歌於社會的功效等於零說法。然希尼不但作出了超過一個詩人應盡的責任，更完成了他的「世界公民責任」。 中西文學史上，確實出現過不少詩人對時代的關切與描寫，他們詩歌的題材與所處身的時代息息相關，這種結合個人與時代社會的「記錄」（track），當可視為詩人的「大責任」。不過，這是否可以看成是書寫者的必然責任卻很值得商榷。我們換一個視角思考，詩人在「工作」（work），他如果能夠奮力無私地把工作做好，也便是對社會有所交待，因為他所生產的作品（works），已是他竭盡所能的成果了。公元七世紀，杜甫用他的〈北征〉回應了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場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亂」（但並非同時代的著名詩人都寫下了有關安史之亂的作品）。在這篇五言古詩裏，包涵了「私」與「公」的兩個空間的描述。詩人只關注私人空間（個人經歷）的描寫是狹隘的，但若只放眼公共空間（歷史事件）的描寫也是虛浮的。〈北征〉既有「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的小寫意，復有「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的大潑墨。 評論家黃燦然（他曾譯過希尼一首寫考古發掘出鐵器時代的女孩頭顱的作品，也是一首政治隱喻的詩篇，我忘了篇名）也談到希尼，他在〈詩歌的糾正功用〉裏說：「他（希尼）爰引《聖經‧約翰福音》作例子，說明詩歌這種零或一切的功用……大眾會向詩人提出眾多要求，要求他們承擔責任，但是詩人最大的社會責任，一如布羅茨基所說的，乃是『寫好詩』；一如耶穌寫字，儘管人們不知道他寫甚麼。」確實，我們不必要求詩人都作公共性的書寫，也應包容他們筆下的瑣事與私情。對時代的反映，可以直接面對，但也可以像魯迅的以〈一件小事〉來反映。我要說，無論小寫意與大潑墨，詩人都因其書寫的忠誠，因而含有「史」的莊嚴，而盡了他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