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厚謙慣常的凌晨六點二十分，手機裡設定的鬧鈴應著沉默的黑夜響起，此時母親已然起身，而我通常的又熬了一整個夜。自從去年六月底離職以來，我便大多是這個作息，除非日間有非得保持清醒不可的活動，要不沉寂的黑夜裏，一樓的木椅上頭總臥躺著我如蛇一般輕細的呼吸聲。早晨的時候，在天亮起來以前母親便會步下樓來，跛著她因髖骨退化難以步行的雙腳，瞧瞧躺在一樓又一夜未眠的我說聲早。我也會回聲早，然後等著母親牽出老舊的買菜腳踏車前往菜市場，等她回來，買菜的同時順帶捎回我的早餐。食畢，其間交雜著的無非就是母親關切我又一夜未眠，昨晚是否有服用控制躁鬱症的藥物，之類的家常。在七點之前，母親跛著的雙腳疼痛稍減，其實我也不能夠確定，只能夠從母親步行的步伐揣測，她會開始緩緩走向門外，回頭問我門要不要鎖，然後騎上她的摩托車，前往苗圃進行一天的澆水工作。天剛亮的時候很寒，但是除了雨鞋以外的母親總是顯得單薄，臉色有種老去的疲倦。我會泡上一杯咖啡，在母親離開家門以後，拿起手機開啟人力銀行的app，開始我一天的履歷投遞作業。絕大多數的履歷都是石沉大海，不曉得是因為我大學肄業，又或者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緣故，寥寥無幾的面試邀約通常是房仲業務的工作。從去年六月至現在我投了上百間公司，各種各樣都快算得上是各行各業了，只有一間在工地施打矽利康的公司老闆願意僱用我，在十月到十一月間，我過上了在工地當工人的短暫日子。累，第二個字還是累，每天六點二十分鬧鐘響起，七點十分出門，七點半以前就得到老闆家門外等候、備料，八點發車前往各個工地施作，視當天行程而定，有時候晚間八九點才回到家。每一天我的牛仔褲上都會沾染上一點新的顏色的矽利康，用不了多久的時間我的褲子便像畫家的調色盤一樣混雜著各色的髒。這我倒是無所謂，但是工地的工作危險性很高，需要攀爬鷹架，有些工地動則六七層樓高，而這個高度又有風，很是嚇人。除了老闆與我以外，還有一個越南籍的女師傅，在工地，女性畢竟還算是少見，多數都是清掃的阿桑，老闆說是因為剛好我們的這個工種特殊，女孩子也可以很好地勝任，不大需要搬重，靠的是個人手上的技術活。那段時間，每個下班後的夜裡，我都會拿著貼邊的膠帶，在紙板上練習每個角落各個角度的轉角，因為矽利康的施打需要在施作表面兩側貼上一條膠帶，在膠劑沿著邊線拉伸走過施作面的各個角落以後，將膠帶撕除，以呈現筆直完美的矽利康線條。老闆說這個功夫你得回家自己練，以前的師傅是連教都不會教你必須自己偷看偷學。一個個的夜，膠帶在我手上像貪吃蛇一樣蜿蜒的前進，走著走著就把自己的路給堵死地填滿了紙板上的空白。後來我便離了職，跟老闆說太累了這份工作我做不來，而實際上是見過那潛在的危險性：我覺得我還年輕，不想如此拚命。又或者其實內心裏頭，我覺得我在高聳的鷹架其間不斷繞著，找不到任何足以下臺階的施力點。母親聽我喊累，並沒有多說甚麼，而在每天的清晨，她依舊跛著疼痛難忍的雙腳，下樓和我說聲早。看著無聲無息的人力銀行，再重新捋過不曉得盯過幾遍的履歷表，我在夜裡如同紙板上那條蜿蜒的蛇徹夜不眠地行走。

■潘俊隆多年以後，漫步在故鄉廟旁路口，總會想起昔日阿陣背著書包單腳跳往上學路的場景，那如同心跳上下律動的頻率，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返鄉過節，我總愛行走在前往大武山下的產業道路上，腳步彷彿滾動的膠卷在腦中播放出一幅幅兒時影像。已鋪上柏油的筆直鄉道和兩旁茂密的尤加利樹，用僅容頭頂上方透光的一線藍天，共同營造出詩情畫意的綠色隧道。道路旁整齊排列的桃花心木林，早期是一片台糖蔗園，林木中間有一段延綿不絕約一米寬野草蔓生的小徑，在層疊堆積的落葉中，隱約看得到昔日早已因廢棄而荒蕪的運糖鐵道。在七0年代以前，軌道上的車台在裝滿採收的甘蔗後，即等待著小火車拖往糖廠。火車行進的過程中，沿路會有一群小孩追著火車跑，為了拔下車台內的白甘蔗，充當零食享用。而屬於我的兒時鐵道記憶，不只有快樂天真的童年，還有一段不願憶起的往事，以及當初試圖去遺忘的人——他叫阿陣。阿陣大我三歲，六歲時的某天，在那段廢棄鐵道與一群小孩玩著來回互推裝運甘蔗的空車廂，正當對面小孩將車廂推過來的當下，阿陣因閃避不及絆倒於軌道，右腳從大腿以下被車台鐵輪硬生生地輾過，在劇痛及大量失血中昏厥了過去，經過搶救後，雖然救回了一條小命，卻從此失去了一條腿。為了適應殘缺的身體，阿陣晚讀了兩年，與我同年進入小學。上學途中，我倆經常會在三皇宮廟後相遇，自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看著他與我同樣戴著黃色小學生帽，穿著白衣藍短褲的制服，背著深藍色書包，卻是靠著一隻赤腳，並藉著雙手同時前後擺動的慣性做為動力，跳往兩公里外的國小就學，那幅景象，任誰看了都會感到深深地佩服與憐惜。儘管阿陣已經練就有力的單腳，但在一個年僅九歲小孩的心臟負荷上，應是相當吃力的。當阿陣在行走中與我說話時，總是隱約聽得到他話語中帶著喘氣聲。除非他主動開口，我則是盡量少說話，體諒他不必為了要跟我說話而看起來氣喘吁吁的樣子。可是因為他個性向來倔強，也為了不讓我小看他，偏偏又喜歡在走路中故意找我說話，經常讓我面臨是否要繼續與他對話的兩難。我倆同行時，他跳一步是我走兩步的距離，所以我得經常用小快步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心想，若非那場意外，憑藉他的運動細胞，或許未來會是個優秀的運動選手。國小六年的日子，我與阿陣每日並肩上學的身影，是昔日村內一幅獨特的風景，也正因為我的陪伴，阿陣感到從此不再孤獨。事實上，少不經事的我因為阿陣所帶給我的牽絆及負擔，深深覺得自己被剝奪了小學生活中能與同學在放學後一起赤腳走田埂捷徑回家的自由。上了國中，我們的學校距離家裡有十幾公里遠，所有人都必須騎自行車上學。儘管只是單腳，阿陣單腳騎自行車的平衡感及力度仍強過許多擁有健全雙腳的學生，他可以用赤腳的腳掌向下踩，接著以腳趾把踏板勾上來，如此上下反覆的踩踏著，可是遇到有點坡度的路面，還是能看到阿陣滿頭大汗、埋首奮力踩踏的艱難表情，而這讓跟在身後的我總是急出一身冷汗。但是對於好勝心強的阿陣來說，看到我那副為他感到緊張的樣子，他居然還能以訕笑的鬼臉來回敬我，或許是想證明自己可以駕馭命運對他無情的捉弄。阿陣在功課方面的表現與我相當，我們一起進入了升學班，朝高中聯考的方向邁去。正因為他身體的殘缺加上求學上的努力，在國一下學期，他的奮鬥事蹟終於被學校及社會給注意到：學校透過媒體報導向有關單位爭取到義肢的免費安裝，從此，為他量身訂做的義肢，使得他在心裡上可以不必在意所有異樣的眼光。也或許能與正常人般擁有雙腳穿著球鞋行走的模樣，他寧願放棄自己最擅長且快速的行動方式。而事實上，笨拙的義肢，如同一副枷鎖般鏈住了行動自由，非但沒有讓騎行更加便利，在危急時，扣住於特製腳踏板的義肢，讓他沒有反應的機會，只能直挺挺的連人帶車一起倒下，若非有人幫忙，他必須自行解除義肢想辦法脫身，這在多車的道路上尤其危險，因此，我這個同行的協助者角色，對他就變得更加重要了。當阿陣覺得自己逐漸依賴我時，而我卻反而希望能夠脫離他的依賴。邁入青春期的我，眼光不時會停留在心儀異性的一顰一笑中，可是內心裡總有股莫名、也說不上來的哀愁——上學放學的時間都被綁在阿陣的身上。因為失去了放學後的個人時光，以及幾段可能的初戀，於是在心裡面醞釀著一股怨氣，屢次萌生擺脫阿陣的想法，但良知始終總讓我退縮，這對於該是盡情散發青春活力、揮灑繽紛多彩歲月的我來說，不啻是殘酷的。我彷彿被禁錮在阿陣用道德良心所建構的牢籠裡，讓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壓力，以及自由的被剝奪感。為了改變現狀，我暗自決定利用各種理由疏遠阿陣，讓他學會自己能夠應變處理，畢竟我倆早晚得各奔前程。儘管過程是痛苦的，卻是必須的。聯考後，我倆紛紛考上縣裡的第一志願高中及高職，阿陣竟也會因為我改讀高職而修改意願來追隨我。當我發現他刻意與我報考的學校一致時，內心其實是無比抗拒的。在阿陣父母以及外界的眼裡，阿陣是個堅強又好學的學生、生命的鬥士，而我，則依然是阿陣身邊那位古道熱腸、又充滿愛心的好學生。我倆一起上學的身影，持續維持至高職時期，也吸引了更多周遭關注的人們，而他的義肢也隨著因發育而逐漸抽高的身材，再度面臨了必須換新的需求。於是，阿陣再度上了媒體的報導。上了高職，阿陣與我的上學模式，除了要搭上一段從村裡到市區約四十分鐘路程的公車，下車之後他還得騎著自行車前往位於糖廠附近的學校，迫使他逐漸學會了自行處理上學放學的交通瑣事，讓我獲得了難得的自由。或許他早知道自己像個累贅，自私地綁住了我，同時也感受到我漸漸地失去了當初的熱情。渴望擁有自由，並幻想時刻浸淫在戀愛氛圍，時刻左右我的思維，說是讓阿陣習慣沒有我的協助，其實是早已厭煩那種長期被依賴的不自由感。我開始參加學校的課後社團，瘋了似的，彷彿要補償自己從小學開始因為協助阿陣時所失去的。儘管如此，只要一有機會，我仍舊喜愛與阿陣在他家一起大聲唱我們共同喜愛的西洋歌，相約暢玩他擅長的游泳——阿陣的單腳，在水中像極了鯨豚的尾鰭，在上下擺動中彷彿一條蛟龍，在池中的速度一般人難以匹敵，而那也是他唯一得以睥睨他人的時刻。高職畢業後，我選擇了就讀軍校，從此與阿陣各奔前程，之後彼此也再無音訊。我並非為了刻意要躲開阿陣，而是認為那是我倆各自成長所必經的過程，我也相信阿陣必然要能不靠任何人走出自己的天空。而對於阿陣，我感到最大的愧疚是當年太過沉迷於社團活動，也交了女朋友，完全不顧及他的感受。而彼時正值飛揚奔放的我，哪裡能聽得下阿陣曾經渴望被了解、關愛，以及被愛情滋潤的心聲？我想，我的所做所為，或許已經深深地傷害了他。漫步來到村尾三皇宮廟前廣場，那是我倆學生時代走路上學會合的地點。我停下腳步、仰天閉眼沉思，彷彿電影連續投射的畫面，快速閃過眼前——阿陣頭戴黃色小帽、身上穿著白衣藍短褲、背著綠色書包，雙手一同前後擺盪，一邊單腳奮力前跳、一邊回頭做鬼臉，取笑需要小跑步才能跟上他腳步的我說：「矮仔隆，趕緊跟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