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斌 　我國憲法傾向內閣制，民進黨最早也想推內閣制，但一九九０年六月，民進黨將「民主大憲章」提交國是會議，認為要贏得國會過半、似乎路途遙遠，為了謀權而改弦易轍，主張總統制。後來，在李登輝的主導下歷經六次修憲，落實了總統制，但總統制會發生獨裁，所以又出現制衡總統權力的相輔設計呼聲，這是近年來修憲議題聚焦的重點之一。 　美國是總統制，種花生的、演電影的、破產六次的都可以當總統，但美國總統都要向國會發表咨文，直接對國會負責，讓責任政治得以運行。我們的憲政設計本來也有這個機制，但卻沒有去做。 　陳水扁執政時，朝小野大，沒有機會；馬英九執政時朝大野大，如果當年馬進入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接受國是建言，自然就建立了制度。現在，民進黨完全執政，朝大野大的機會又來了，蔡英文應該到立法院去做國情報告，並接受國是建言。 　總統向國會提出國情報告，在我國並非沒有前例，回顧一九九三年的元月四日，我就以民進黨國大團黨召集人的身分，代表民進黨向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提「國是建言」。現在，只要蔡英文、完全執政的民進黨願意，就可以做到。 　其次，我國憲法在廢除立法院行使閣揆同意權後，變成由總統可隨時任免行政院長，但行政院卻又是首長制，閣揆具有獨排眾議的權力。陳水扁最初任命唐飛當閣揆，但民進黨政府要廢核四，唐飛就在院會前夕被陳水扁「准辭」下台。當時，陳水扁所處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境，以及唐飛的痛苦，彷如昨日。因此，如何回歸責任政治及多數統治等權力分立的制衡原理，才是思考核心。 　修憲的另一個焦點在於是否要「廢考監」？孫中山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加入考試權與監察權，考試權源於中國科考文化，科場舞弊，重則腰斬、甚至凌遲。監察權則是監察御使、按君大人，制度久遠。 　然而，時代進步至今，社會發展更多元、複雜，需要獨立行使的職權，何止於考試、監察？中選會、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等，獨立行使職權的重要性，絕不下於考試、監察，甚至更為複雜。 　再看近年來科技發達，網路通訊日新月異，大數據運用於生活、防疫相當普遍，但也衍生監控、侵害人民隱私的疑慮。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是否不受政府或特定政經勢力操控，與人民切身權益相關，也非常重要。 　目前，對考試、監察兩院，「留權不留院」看來似乎是朝野趨向的共識。未來，將考試院改為「國家考試委員會」、監察院改為「行政監察委員會」，且均以獨立管制委員會來繼續行使考試、監察兩權，運作類似於中選會、中央銀行、公平會、金管會獨立機關。未來，對官制官規的決策與執行，可進行更符時代的運作設計，除了國家考試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署可修法改為人事部。過去中央六部就是吏戶禮兵刑工，吏部就在內閣排名第一，掌管天下文官任免、考課、升降、勛封、調動等事務。 　至於監察權，彈劾、糾舉都是「警告」的意思，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對今日官場又有多大作用？糾舉、彈劾目前國外多由「監察使」職掌，大部分國家歸行政權、少數國家歸司法權。監察權的歸屬，應參酌國內外實際運作情形，才能做出最好安排。 　至於「廢考監」有沒有比較好？廢了之後，改制為獨立管制委員會，能做到獨立行使職權嗎？只能說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關鍵還是在心態。亦即總統有沒有民主意識、是否刻意曲解法令，現行的五院制，總統提名的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閣揆提名的各獨立機關委員等，有沒有隨著政黨更替而在心態上傾藍、偏綠而謀權呢？徒法不足以自行，心態，才是制度運行的關鍵。 （前考試委員、第二、三屆國代蔡文斌律師口述，記者趙家麟採訪整理）

　汪誕平 　美國國務卿龐佩歐日前發表演講，呼籲自由世界聯合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對抗這個新的暴政」。此舉充分顯示，目前美中關係確實處於非常敵對的階段，未來也極可能演變為新冷戰的開始。面臨這樣的狀況，台灣究竟應該何去何從？自然值得探討。 　毫無疑問，龐佩歐的演講是川普「攻擊中國」策略的一環，目的不只是藉此轉疑焦點，拉抬選情，也要求其他國家「選邊站」，台灣當然很難置身事外。 　表面看來，台灣除了緊抱美國大腿一途，似乎別無選擇。但若冷戰展開，持續「聯美抗中」路線，一面倒向美國，跟大陸對抗，對台灣究竟是好是壞？ 　國際危機組織（ＩＣＧ）在七月上旬公布的六月危機觀察報告，列出全球十六個危機升高的國家及地區，台灣海峽也罕見的列入其中，主要理由是共軍闖入台灣防空識別區（ＡＤＩＺ）的次數不斷增加，以及美軍持續介入，都讓北京和台北的緊張關係加劇。這表示美國的積極介入並不足以威懾中國大陸，反而會更加激化台海局勢，升高緊張。最近幾天共軍針對美軍偵察機巡弋台海，出動多架戰機深夜闖入台灣西南空域，造成台灣多個空軍基地緊急起飛戰機攔截，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試想，真若冷戰開始，對於甘為美國馬前卒的台灣，大陸會手軟嗎？ 　民進黨政府或許期待一旦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會出兵保護台灣；並將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二０一七年至二０一九年陸續通過的國防授權法，以及二０一六年五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將雷根「六項保證」列入書面文字的共同決議案，視為美國對台安全保障做出承諾的依據。然而細察這些相關法案所有內容，沒有一條承諾台海發生戰事美國必然會協防台灣；歷來美國官員也從未明確保證。 　就事論事，過去四年來，台美關係確實有些突破，但台灣究竟獲得多少實惠？可以拿事實來說明： 　～馬英九執政時期美國訪台最高層級官員是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和內閣級的環保署長；蔡英文執政後，美國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台灣關係加強法，都鼓勵所有層級官員互訪，但美國訪台最高層級依然不變，就連ＡＩＴ落成典禮，美國也只是派助理國務卿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大會（ＷＨＡ）召開前，美國不斷鼓吹，要求各國支持台灣參與，但美國本身卻不肯參與連署提案。 　～儘管美國力挺，可是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台灣仍然都不得其門而入，連觀察員都不可得。 　～美國威脅台灣的邦交國不得與台灣斷交，但是美國至今從來不談與台灣復交。 　～美國主導的國際宗教自由聯盟成立之前，台灣出力甚多，還捐款一百萬美元，但成立時台灣卻被排除在二十七國集團之外，只列為觀察員；當時正在華府參訪的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想要參加成立晚宴，龐佩歐都不同意。 　～台灣軍方希望買最先進的F-35，美國卻只賣F-16V；台海戰爭將以海空軍為主，美國卻將當年評估「不適合台灣使用」的M1A2戰車賣給台灣；美國宣布出售總額六點二億美元的愛國者三型延壽案，台灣的空軍司令和國防部長事先都不知情，也未核定。 　～儘管多名美國眾議員呼籲啟動美台自由貿易協定，但蔡英文上台後，由於美豬進口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ＴＩＦＡ）至今擱置未開。 　這些事實證明，雖然蔡英文一再揚言現在是歷年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刻，但台灣從美國得到的好處十分有限；美國依舊是以本身利益為主，只把台灣當成美中角力的籌碼，而不是休戚與共的夥伴。 　相對的，儘管兩岸關係每況愈下，台灣對大陸的倚賴卻與日俱增。舉例來說，受到疫情衝擊，台灣對外貿易嚴重萎縮，上半年出口一連四黑，對全球出口增加僅百分之零點五，但對大陸和香港出口卻逆勢上揚百分之九點八，使得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達到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創下歷史新高；上半年核准前往大陸投資金額也同比增加百分之五十二點四九。 　顯而易見，對台灣而言，一味仰賴美國與大陸對抗，既不可靠，也得不償失；如果新冷戰開始，台灣又重蹈覆轍，不只風險倍增，更可能成為兩強相爭的犧牲者。有鑑於此，台灣縱使想要與美國保持價值聯盟，但也應積極跟大陸修好，否則必然自食苦果。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為大華網路報授權刊登）

　桂宏誠 　獨派大老辜寬敏成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四月三十日向中選會提出兩件「台灣新憲法意向公投」的提案。而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提出警告，指出此將嚴重威脅台海和平，「把台灣推向極其危險的深淵，給台灣民眾帶來災難。」中共對於獨派推進台獨之舉，自會發出警告式的回應，但此際獨派發動「制憲公投」的政治大動作，恐怕舞劍的對象只在於蔡英文而已。 　中國大陸訂有針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反分裂國家法》，「制憲公投」固然構成了中共對台採取「非和平方式」的時機，但獨派提出這兩項提案的主要目的，其實並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因此，公民連署「制憲公投」的目的，可能只是獨派和民進黨等綠營即將掀起的茶壺內風暴，想藉由逼迫蔡英文來換取執政資源及利益。 　「台灣制憲基金會」將提出公投的兩項提案，分別是「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改造工程」及「您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然而，公民投票制度具體來說，是針對法律案和公共政策的「創制」和「複決」，亦即僅有《公民投票法》第二條所定「法律之複決」、「立法原則之創制」及「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這三項之一，才為合法提出且可舉行之「全國性公民投票」。 　如果真的要「制定新憲法」，且係依「體制內」的程序來進行，目前也只有依據憲法所定的修憲程序，從修憲內容中來達到「實質制憲」的目的。只不過，發動這個憲法程序的機關是立法院，公民並無發起修憲的權利，且憲法對修憲程序設置了難度相當高的門檻，目的也正在於避免修憲成了易於操縱的民粹鬥爭。 　事實上，國台辦對獨派推動制憲公投發出警告，也意味了希望台灣維繫既有「中華民國」的憲法法統。此對於口口聲聲說「維持現狀」及最捍衛中華民國的蔡英文及其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其實彼此應該是「心靈相通」的。照理說，民進黨政府在制憲這個層次的議題上，不應默不作聲才是。 　然而，大陸委員會針對朱鳳蓮提出的警告，卻只回應「基於憲法主權在民原則，公投是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及直接民意的展現，屬於民主社會意見表達的常態。」這應當屬針對中共官方提出警告的暫時性回應，未必表示民進黨政府未來真的會讓「制憲公投」成案。 　從「制憲公投」的兩項提案內容來看，就算未來在中選會能夠成案，且也完成公投而獲得同意，蔡英文仍未必會照著公投的結果，真的邁出制定新憲法的那一步。畢竟，啟動修憲程序的權責在立法院，不是總統；而若要推動制定新憲法，已屬憲政體制外的政治運作，也非憲政體制內的總統才能推動，更無須先以公投來給蔡英文推動制憲的壓力或正當性。 （作者為民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本文為大華網路報授權刊登）

　有些人很好奇，為何綠營議員諸公緊咬東勢實驗教育園區案不放，園區到底有多少魔力或魅力，讓綠營人士情有獨鍾。 　教育局長楊振昇說，目前止，市府並未與民間教育團體簽約，主要考量校園安全。此案沒有所謂政治考量，單純就是教育工作者，基於教育理念，必須提供一個安全空間與環境給孩子求學讀書。 　前朝林佳龍盤算的是，東勢實驗教育園區以公辦民營方式為之，壞就壞在該園區為地震帶，盧團隊對學生安全向來列為最至上，最高級別鑑定，自然格外嚴謹把關，這與「逢龍必反」並無任何因果關係。兩朝不同處，是對教育理念與落實有所不一。 　盧團隊反對東勢實驗教育園區設校，並未討到任何好處，也沒有好果子吃，反而處處遭到綠營千方百計修理。但為何市長盧秀燕與楊振昇還如此堅持，乾脆「做個好人或爛好人」，不就皆大歡喜嗎？這就是兩造雙方最大不同處。盧團隊寧願被罵、被苛責，也不願意讓孩子面臨不安全教育環境，這是「擇善才固執」，孩子讀書必須有安全環境，盧團隊才堅守原則，一步都不讓。 　政界觀察，林佳龍當時連任之際，可謂意氣風發，銳不可擋，壓根林就沒料到連任會慘遭滑鐵盧。人算不如天算，也因為林之落馬，而壞了東勢實驗教育園區這鍋粥了。 （記者徐義雄）

　司馬正翔 　香港特區政府要求台灣駐港人員就任前簽署「一個中國」原則承諾書，台灣駐港辦事處代理處長高銘村因未簽署而在簽證到期後離任，民進黨執政的蔡政府則採取反制措施，香港駐台人員簽證到期後也未給予續簽，致使台港關係生變。 　熟悉台港關係人士認為，隨著台灣駐港人員、香港駐台人員一旦簽證到期全數撤離，台港雙方官方互動也將暫時畫上句點，對台港關係未來發展至為不利，不僅兩地各層面交流活動恐將大幅降溫，同時也會對民間往來形成一定的衝擊。 　台港關係發展迄今，兩地文化、旅遊、經貿等往來頻仍，台灣人早已將香港當作進入大陸、國際等市場的試金石，而近年來香港人赴台灣定長居、創業的比例也大增，台灣成為香港的新天地，雙方對彼此的需求，可說是非常密切。 　儘管兩岸開啟各層面交流，台灣與大陸直接三通後，對台港間互動難免有所影響，但香港的特殊地位與應變彈性，尤其是在兩岸之間的角色與地位，更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所能取代，這也就是台港關係始終維持一定熱度的關鍵因素。 　就此而言，台港關係產生變化，對台灣的損害，要比對香港來得大。畢竟，香港處理事務，特別是政治議題，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太多的迴旋空間，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卻有若干彈性，讓台灣在運作上能有餘裕，不至於被綁得死死的。 　以香港處理涉台事務來說，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大陸之前，即一九九五年當時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提出《香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簡稱為錢七條），作為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台港關係的依據。 　其中，第七條就要求在香港回歸之後，台灣駐港機構人員必須嚴格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得違背「一個中國」原則，不得從事損害香港的安定繁榮，及與其註冊性質不符的活動。 　然而，港府在執行上保有彈性，也未要求簽署文件，多以口頭告知取代。民進黨首次執政，陳水扁政府時期（二０００年到二００八年），台港維持一定交流。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政府時期（二００八年到二０一六年），兩地關係更為升溫。 　反觀民進黨再次執政後，蔡英文先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急轉直下，繼而在美中台三邊互動上，採取一面倒向美方的立場，甚至自甘為美國「反中」、「抗中」的馬前卒，一再介入香港反送中事件。 　也因此，港府要求台灣駐港人員簽署「一個中國」原則承諾書，才給予在港工作簽證，只是依循「錢七條」的指導原則來處理，並非如蔡政府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所說的：增加額外的「政治條件」，沒有改變台港互動的既有依據。 　倒是蔡政府不准駐港人員簽署「一個中國」原則承諾書，讓外界看清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目的，就是不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是要將台灣與大陸界定為「一邊一國」，遂行其台獨建國之目標，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作者為台灣資深媒體人，本文為大華網路報授權刊登）

　李沃牆 　兩岸貿易依存度高，台灣五月對大陸及香港地區出口比重已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四點九高點，而且增加幅度超越美國、歐洲及東協地區，絲毫不受兩岸冰凍及疫情影響。令人狐疑的是，蔡政府近年來「親美遠中」，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結果新南向地區反而下降百分之十七點九。 　究其因，原本兩岸民間交易就相當活絡，台商赴大陸投資並沒有顯著減少；而且疫情發生後，更衍生零接觸遠距需求，國際持續對台灣的網通產品、積體電路、記憶體等產品及中間財有相當的需求，加上大陸近幾個月已陸續復工之故。而東協國家因多採封城鎖國措施、歐美終端市場需求疲弱及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等因素而下降。 　進一步言之，台灣ＧＤＰ的貢獻來源中有將近六成五是來自於出口項，又逾四成係對大陸出口；而且，每年經由大陸地區獲取的平均貿易順差也高達八百億美元。既然兩岸貿易對台灣如此重要，關注大陸經濟成長自有其必要。 　據財政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出口年增百分之零點五，進口年減百分之零點四，淨出超較上年同期增加。但下半年則需視第二波疫情發展，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及中國大陸經濟復甦狀況而定。 　中國大陸第一季ＧＤＰ總值為二十點六五兆人民幣，較二０一九年衰退百分之六點八，是一九九二年中國大陸開始公布季度ＧＤＰ數據以來最低數值，也是首次出現季成長為負值。但大陸國家統計局於七月十七日對第二季及上半年ＧＤＰ初步核算，第二季季成長率為百分之三點二，已由負轉正，第三及第四季有望再創新高，但要「保五」應是機率不高。 　中國大陸有「逢八必災，逢九必亂」之說；然進入二０二０年後，更是不平靜，先有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南方大洪災肆虐的同時，又有多個地方發生蝗蟲災害。據悉，湖北襄陽市、雲南普洱市江城區及廣西桂林等地出現大量蝗蟲，漫天飛舞，鋪天蓋地，吃掉大片農作物，蔚為奇觀。而號稱二十年來南方最大洪災，持續四十多天的暴雨；長江流域的累積平均降水，是往年同期平均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點三，觀測紀錄亦創下一九六一年來紀錄。特別是江西省的鄱陽湖進入「萬人防汛」的搶堤消耗戰，氾濫面積仍在持續擴大。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於七月十七日發布，今年長江第二號洪水已在長江上游形成，長江南京站水位在十八日上午創歷史新高，因而全市防汛緊急調升為最高等級。 　有道是「水火無情」，災情不僅造成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也對經濟運行產生直接影響。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七月十二日道出：「中國防汛形勢十分嚴峻，要防止民眾返貧」。截至七月十三日七時，洪澇災害已經造成二十七個省區市三千八百七十三萬人次受災，一百四十一人死亡失蹤，倒塌房屋二點九萬間，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八百六十一點六億元人民幣；另還有將近五百多處古蹟受損，是近年來汛期文物受損最為嚴重的一年。但洪災也造成食品類價格上漲，尤其是豬肉價格變動最為明顯。 　綜合言之，災情若對大陸下半年經濟復甦造成衝擊，則台灣對陸出口也會受到影響。此外，美中貿易爭端未解，加上 「港版國安法」施行後，美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優惠地位，對台金融業及企業亦有一定影響，實不容小覷。 （作者為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東勢實驗教育園區引發兩黨議員諸公大戰已有多時，國教署已表態支持，令教育局陷入兩難。 　教育園區原為東勢高工的舊址，九二一地震破壞校舍，東勢高工搬離現址，基地大部分土地位於山坡地，坡度大多為一至三級坡，基地東側邊坡更位於山崩地滑地質敏感範圍內。這就是問題核心所在，「若再重新設為校園，安不安全？」市長盧秀燕及教育局長楊振昇都經過九二一大地震傷痛，兩人思考的是「孩子在這裡讀書，安全嗎？」 　即便此案於前朝林佳龍主張公辦民營在原地辦學校，也有教育團體簽約了，但盧團隊評估「一定要這樣走下去嗎？」。綠營議員諸公與立院副院長蔡其昌已表態支持設校，國教署也公開聲明力挺，但必須作安全性鑑定報告。巧的是國教署長彭富源即是前市長林佳龍之教育局長。 　鑑於校園安全及少子化，廢止東勢實驗教育園區是盧團隊的主張，在原地公辦民營實驗學校係綠營立場，東勢地方也傾向設校。教育局長楊振昇陷入坐困愁城，教育的理念不僅是讓孩子把書讀好，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必須提供完善及安全的校園環境給孩子」。 　「好了傷疤，忘了痛」。這句老話很多人常掛在嘴邊，但面臨問題時，就不能大意與輕巧。二十年前的九二一地震，台中及南投重創，往生者達兩千多人。東勢屬地震帶，東勢實驗教育園區又位於山坡地。「有權力的人，不應該每天只想到權力欲望，而是心心思念人民福址與安全」，這才是王道，更是孩子們的福氣。 　　　　　 （記者徐義雄）

　台中巨蛋剛出爐，綠營就迫不及待的指指點點， 照此邏輯推演，台中巨蛋將要面臨更多挑戰。 　以國家歌劇院為例，林佳龍主政之際，可以挑出歌劇院有三千多項缺失，巧的是，主建築負責團隊是極偏綠的建商，氣得猛跺腳。 　台中巨蛋宣布得手建築團隊，是國內與日本建築界合作為之。都發局說明，評審有其一定工序及條件，可以接受公評。 　這幢高達六十五億元大巨蛋工程，歷經三任市長才定案，可見其間有其一定困難度必須克服。台中有大巨蛋，真的與那個政黨執政沒有關係，台中既為直轄市，提高市民生活品質是主政者無法停止的腳步，大巨蛋的出爐，市民都是臉上增光。 　這件事最好笑的段子是，拿下評選的建築團隊說的一段話，大意是「大家看建築都很注意型式，型式並非建築惟一的考量，而且也很難去定義什麼跟什麼長得像？就像某人跟某人長得像，他們並非是同一人。」 　是的「就像某人跟某人長得像，他們並非是同一人。」立委莊競程原是大學教授，他的發言是「點到為止」，未再有其他著墨。畢竟莊老師是理工背景，有其學術專業，自然他也會尊重建築專業。 　台中巨蛋的種種當然可以提出質疑，不過最好以專業探討，不要「灌入過多政治元素」。台中市民要的是高水平之生活品質，不要噴墨的政治文革。　　　　　　　（記者徐義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