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惠昭 　我們有多幸福？如何衡量幸福？ 　可能因為選舉近了，每天滑臉書，都不斷被輸入「我們最幸福」的訊息。我們的股票創新高，我們的經濟成長又重回四小龍之首，我們的自然景觀連外國人都讚嘆不已，我們的健保是世界奇蹟……，一齣高漲的「台灣真幸福」大戲瀰天蓋地的上演。 　以我十分有限，而且從未去過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比較基準，台灣當然幸福，但似乎也沒那麼幸福，我的意思是，除非我們不去面對隨處可見的「不幸福」，悲慘的流浪貓狗、滿地的菸蒂以及手搖杯屍體、濫用的衛生筷與塑膠袋、無所不在的路殺、被浪費掉的食物、移工的處境、永遠買不起的房子……，對啊，多半是小事，但對一個非天龍國的百姓，這就是我日常所見，我的生活，當國家告訴我應該慶幸生活在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時，我只能想像個體，憂心著遠遠不夠的退休金，不只是我，恐怕是物以類聚的關係，我的朋友沒有一個敢大膽想像「美好的老後」，還有個親戚65歲退休後就直接去當大樓管理員。 　所以儘管數據指出，過去20年來地球上的赤貧人口已減少一半，我仍然偏狹的認定，世界並沒有一年比一年好，甚至剛好相反。 　問題出在哪裡？ 　凌大為（David Pilling）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守備範圍跨倫敦、非洲、日本，「如果你的國家經濟成長唯一的原因是富人變得越來越富，而你卻必須工作得愈來愈辛苦才能維持生活水準，那麼你有權利問：所有這些成長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他寫在《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的前言，一下子就打到我了。 　這裡說的成長，GDP，國內生產毛額，是1940年代經濟學家顧志耐所創建，之後成為國家追求的經濟成長數字，進步的指標，但凌大為說它是「現代世界的背景噪音，新聞報導、商業頻道和政治辯論的主食」，當股市創新高，或GDP又增加了一個百分點，我們，至少我，從來沒有感覺更富有，更貼近真實的情況是，因為消費慾望不斷被喚起，於是乎更窮了，不過個體的經驗也可能是集體的，「經濟成長是否改善人類的福祉？」七0年代後成為經濟學家研究的顯學，據說至少有一萬篇關於衡量「快樂」的學術論文產出。 　「一個數字無法反映生活中一切有價值的事物」凌大為說這就是GDP的最大缺點，迷戀GDP的政府，看待一切都是有價格的，無法衡量無法定價的事物譬如大自然，無法忍受「不利用」，「荒廢」則是罪惡的，讓已經幸福滿足的人更加幸福滿足似乎比拯救不幸的人更重要，於是黑暗的故事被掩蓋，我們以為的幸福只是不願意看見不幸的假象。 　台灣很幸福，但正如凌大為說的，「經濟成長」曾經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但現在應該是忘記它，繼續進步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