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波 插圖/國泰 打開前門，站在眼前的是兩個穿制服的警察，遞給我一紙地方法院傳喚通告書，下周三到法院報到。我被告了呀！ 原告是我最交心的好鄰居范斯理。他陳請法院對我實施限制令，起訴我誹謗、造謠，我不得與他談話、寫訊息、打電話，不得接近他。另外要求我替他付美金86元的法院訴訟手續費。   范斯理從阿富汗移民美國有七年，三年半前，和太太、小女兒娜蘭搬到我家隔壁。我們一見如故，無所不談。每當面對面跟他聊天時，我盯著他深邃的明眸和濃眉，由不得聯想起至少看過五、六次的《齊瓦格醫生》男主角，奧馬爾‧雪瑞夫。范斯理的英語帶有英國口音，用辭高雅，有一股風流倜儻的書卷氣。 他和我暢談國際現勢、中東名勝，波斯和華夏古文化的承傳使我倆有天將降大任的使命感。當他被傳染新冠病毒時，我買食品送到他家。冬天他自動幫我鏟門前的積雪。我也送給他們銅製吊燈、碗盤等家俬。最開心的是七歲的娜蘭常和我在屋前玩跳房子遊戲。   不知什麼緣故，夜裡睡覺時常聞到一股怪氣味，嗆的我夜裡睡不著。我對毒品一竅不通說不出名堂。雖然，明知在自家吸毒是不違法的，我還是故意向范斯理抱怨，他說他沒聞到也絕對不沾毒品。每當夜裡聞到怪氣，就立刻給他寫短訊，他也即時回我的信，顯然，他在三更半夜還醒著。 大自然獻給我們的氧氣來無影去無蹤，它如此的行善不為人見，使我無法偵查污染空氣的來處。這個起訴讓我有雙手被綑綁的無力感。 我肯定他有毒癮，但沒有實體的證據，我的謠言只算間接旁證。范斯理必須證明我散佈的謠言是子虛烏有，那不也就等於調查他自己的罪行嗎？這樣的法律行動，豈不對他更加不利？謠言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武器，它的持續效應會更強，我得善用之。 當范斯理當選里長以後，他的態度有180度的轉變，他決定小人先告狀，封住我的嘴。最要緊的是他在美援會工作，吸毒絕對禁止。   那天早上八點在高速公路上飛奔法院，忙亂的潛意識綁架了我手中的方向盤，我的右腳動作反應遲鈍，不知該踩油門或踩煞車。心情煞似關羽單刀赴會見魯肅，當涼風起兮，煙氣飛揚，我又豈有大將關羽的謀略和膽識？ 邊開車邊思量，既然法律是基於「人性的最大公約數」而訂定，我要運用人性共識的常理來解說我為什麼造謠，如此為自己辯護是為上策也。   審案的法官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女包公，聽完我們各自的陳述，她命令我們另訂日期，與法庭指派的第三者調解員會議，會談過後再回到法庭領受最後裁決。 法庭的「第三者調解」由調解員居中作調人，原告與被告之間的溝通內容完全機密，法官也不得而知。本質上，調解的目的是法律意圖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衝突以達成協議。 人說，一流的撒謊要有很好的記性。在法庭上范斯理的謊言充斥自我矛盾。最可悲的是他把太太和七歲的娜蘭牽涉此案，說女兒怕我，其實她母女倆總是和氣待我。在庭上他的言行暴露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懷疑整個世界，也懷疑自我，其指控變為脫離現實的妄想。舉個例，有時我忘了關車庫門，他會很快的寫短訊，好心要為我關門。但在法庭上，他卻指控我故意把車庫門打開，引誘他偷竊，意圖陷害他。 或許吧，古文化豐富的阿富汗，幾十世紀以來，遭遇悲慘的命運枷鎖，范斯理成長在輒遭戰亂的西南亞荒原，對人生的洞察難免以被害者的冤屈為出發點，養成本能上的自我防禦，隨時拔劍出鞘。 我跟法官說，就此個案，唯有范斯理證明他「不吸毒」方能確認我造的謠言傷害了他的名譽，女法官頻頻點頭。唉，就算現場審判那個負心漢陳世美，判官包拯恐怕也救不了我這秦香蓮。 聽完我們的答辯之後，法官的最後裁決「駁斥」、否定了范斯理的申訴。她轉頭對我說，妳贏了!?我以造謠言為致勝的武器，法官也運用她的第六感判我勝訴。 自從案子結束後，怪異的氣味尚未造訪寒舍。   近來，范斯理開始主動跟我打招呼談天。我趁機說：「這件事最大的重傷是你禁止娜蘭與我往來。每當她遠遠看到我，眼神留露無限渴望。請你跟她說現在沒事了，我和她還是好朋友。請別再嚇唬她了，好嗎？」他誠懇接受我的央求，表示感激。 不管怎樣，范斯理看起來仍是那樣的斯文有禮數。   我真的被告了嗎……仍難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