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少非
下禮拜,西歐十七日行,從桃園搭機直飛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近日,陸陸續續打包行李,屢屢拿出奧地利精神醫學家維克托·佛蘭克爾(1905-1997)的《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翻翻,好想把它塞入行囊。
會有這個念頭,全因在阿姆斯特丹除了預定參觀皇宮、中央火車站和水壩廣場外,還有一處你最想去悼念的「安妮之家」。
「安妮之家」是為了紀念二戰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1929-1945)設立的,就位於市中心的王子運河畔,安妮和父母親、姊姊躲避種族迫害的藏居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安妮全家從德國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之後德軍又佔領了荷蘭,一九四二年七月他們躲進隱蔽狹小的房間,靠著父親同事的資助,匿居兩年多後,被蓋世太保發現,抓去納粹集中營。
二戰末期納粹戰況失利,安妮和姊姊被移到德國的貝爾森集中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英軍解放這座集中營,姊姊瑪戈和安妮兩人卻因染病,在幾個星期前相繼病逝。
多麼令人遺憾,多麼讓人心疼。
早在安排這趟旅程時,腦海就有這個聲音:帶這本書去悼念安妮吧,作者佛蘭克爾的妻子媞莉,有著和安妮相同的境遇,同樣被關在貝爾森集中營,同樣在納粹投降前不久去世。
年輕時買這本光啟社出版、譚振球譯的口袋書,翻翻看看得夠久了,如今,它不僅蠟黃了臉、翹了唇角,裡面有許多地方還被你畫線寫字,顯得凌亂又蒼老。近幾年你實施「斷捨離」,幾度清理書櫃,它卻都倖存下來。
你哪捨得丟,這麼讓你熱淚盈眶的書。
佛蘭克爾跟安妮不同國籍,但都因是猶太人遭迫害。二十五歲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三十二歲開業行醫,三十三歲時德軍入侵奧地利,原本已拿到美國護照和簽證,但為照顧年邁雙親留下來,三十七歲和媞莉舉行婚禮,沒多久就被關進納粹集中營,在慘無人道的集中營度過了三年,戰爭結束後,他回到維也納才知道父母、兄弟和他的妻子,不是死於集中營就是喪命於煤氣間。
而安妮家,只有爸爸倖存。安妮和姊姊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感染疥癬被送到醫療室治療,兩人病弱不堪,母親把節省下來的口糧,從醫療室的牆洞傳去給她們吃,後來自己因饑餓而去世。每每想到這段故事,心湖總是被感動得澎湃起來。
前些日子看《辛德勒的名單》影片,德國商人辛德勒拯救眾多波蘭猶太人免於被屠殺的故事,片頭播放《一步之遙》探戈舞曲,不免又讓你想起佛蘭克爾的思妻之情:
有一天,佛蘭克爾從睡夢中醒來,有個看守在房間裡舉行慶典,一陣醉酒的咆哮聲後,突然間沉靜,有小提琴把這首舞曲奏進夜闌,絃絃聲聲思,讓他跟著琴聲掩泣起來,這一天正是他愛妻的生日,他們被關在不同處,也許只有幾百碼,但他卻有咫尺天涯之感。
思念生死未卜的妻子,佛蘭克爾在腦海與妻子對話,藉感受彼此間的愛情,來熬過苦日子,他體會愛情不以肉身為限,就算妻子亡故,仍能對著她的心像相思對談。
安妮逃過毒氣間,沒逃過致命的傳染病,但她的日記成為著名的歷史見證,有一顆編號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佛蘭克爾逃過這兩者,從傷痛中去尋找生存的理由,不讓自己衝向鐵絲電網自殺。他相信只要擁有一項生存的意義,就能忍受任何的痛苦。他以集中營的親身經歷,闡述「存在主義治療法」,而為這個學派的大師,這本書也一直暢銷於世界。
尼采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成長在社會安定、衣食無虞的人,難以理解「受苦」為何物、難以體會尼采的意思。你很幸運,讀到這本書後,再去念輔導研究所。「諮商與心理治療」這門課,期末最後一堂課,教授要求每人五分鐘說說自己最喜歡的學派,你說:
佛蘭克爾十六歲時就曾寄叔本華的心理分析給佛洛伊德,我喜歡他以建設性的人生態度,詮釋與延伸尼采受苦的價值。人類存在的本質在於意義和目的的追尋,可以透過行動和努力,藉由價值感體驗(諸如:愛或工作成就感),以及痛苦的經歷來發現存在的意義。
二十一世紀了,近兩三年,世人飽受極端氣候災難、肺炎病毒肆虐、地緣戰爭摧殘之苦,除了追求生活的小確幸,誰不渴望心靈的撫慰滋潤?
嗯,帶它去「安妮之家」吧!
你知道的,去那兒,不是觀光,而是安置你久藏的、悲傷與感動的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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