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1964年，病榻之上的陳寅恪已經預感到自己來日無多，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傾注了一生心血但一直未整理出版的著作。當年，自己的好友王國維投湖自沉前曾寫下遺書將生前書籍托自己處理。如今，自己又能託付於誰呢？ 陳寅恪首先想到的是蔣天樞。蔣天樞，字秉南，是陳寅恪先生早年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的學生。1949年以後，十餘年間師生二人只見過兩次面。這十餘年間，陳寅恪目睹和經歷了太多昔日親密無間的師友親朋一夜之間反目為仇的事例，但他信賴晚年只有兩面之緣的蔣天樞。 緣何信賴蔣天樞？因為，蔣天樞尊師已經到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地步。哪怕對自己入學前就已自沉的王國維也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談論王國維，也會引起他的側目。在他看來，說「王國維先生」已經大不敬了，何況直呼其名；而他始終恪守舊例，開口閉口「靜安先生」。 對於恩師陳寅恪更是如此。1958年，蔣天樞在其《履歷表》「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道：「陳寅恪，69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在當年，批判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政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蔣天樞在這種只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社會關係」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先生的敬重之情。蔣天樞如此尊師重道，忠誠執義，不免為陳寅恪所倚重。 1964年農曆5月17日是陳寅恪先生75歲誕辰，蔣天樞專程赴廣州為老師祝壽。病榻上陳寅恪將自己的著作全權交給蔣天樞整理出版。當時，已目盲的陳寅恪與他談話，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床邊聽著，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而他也已年過花甲。 陳寅恪顯然對其甚為珍視的著述終得可托之人感到欣慰，因此特意在蔣天樞辭行前賦詩三首、撰序一篇為贈。即著名的《贈蔣秉南序》，其中詩雲：「音候殷勤念及門，遠來問疾感相存。」 「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 如果說陳寅恪是中國文化的托命人，那麼蔣天樞則是陳寅恪的托命人。對於老師的這一「性命之托」，蔣天樞感受到沉甸甸的責任。正如其接受採訪時曾說過：「編輯出版陳先生的文集，不僅是從師生之誼、身後之托考慮的。老師的學術成就，是一筆優秀的文化遺產，不能讓其自生自滅。」 1966年9月初，紅衛兵以取締「四舊」為名，逼迫蔣天樞交出有關書籍文稿。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蔣天樞交出丁一批「四舊」書籍以及數十張心愛的京劇唱片，但是對於陳寅恪託付的著作文稿，他則視若性命，妥為收藏。 1968年8月，蔣天樞因患大病住進長海醫院。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病痛之中離世，儘快整理出版《陳寅恪文集》，遂成為蔣天樞的一塊心病。在1973年，還在「文革」期間，甚至陳寅恪的名字都不允許正面提及，但已是古稀大病初愈的蔣天樞，拖著病體開始搜集整理陳寅恪遺著。當時家人考慮到他的身體健康及外界形勢，勸他暫時不要做此事，蔣天樞執意不從。 可貴的是，蔣天樞甘當嫁衣、無私為人的謙謙君子之風令人感歎。早在陳寅格撰寫《柳如是別傳》的過程中，蔣天樞就為其抄錄資料，更是對抄錄的資料做了不少的考證工作。至1970年代末，蔣天樞在整理一本有殘缺的陳寅恪詩稿時，詩稿經過浩劫，收集未全，亦多毀損。他找到了錢鍾書，請錢鍾書幫助校訂補缺。錢鍾書非常重視，每補一字，都反復斟酌，力求保其本真。同一時期，蔣天樞還請錢為自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指正闕失」。 蔣天樞沒有辜負老師陳寅恪的重托。他集十餘年之功，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在1981年出版了300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編撰出版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公垂學林。而這位近耄耋之年的復旦大學教授，卻拒絕在成集後的書上署名，他本人許多著作在「文革」時也被抄走，自己的文稿則一篇都沒來得及整理。 「四人幫」粉碎時，古籍出版社要蔣天樞幫忙編纂陳寅恪的文選，事後給了蔣天樞1000多元作為對蔣天樞的稿費。當時蔣天樞先生在學校的工資是200元一個月。1000多元相當於近半年的收入。對於這筆當時已是巨額的稿費，蔣天樞分文未收，全部退還。理由是：學生替老師編書，怎能收錢呢？到了上世紀80年代，陳寅恪重為世人所熱捧「走紅」，很多人出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也從來沒有借陳寅恪以自彰。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依然致力於陳寅恪先生讀書劄記的整理工作，關心著陳寅恪先生逸詩的搜輯，希望《寒柳堂記夢稿》的全稿有朝一日能隱而複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