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頤
史上最早為「詩人」下定義者，據我所知，應是尼采。他認為詩人一方面是面孔朝後的生靈，一方面在骨子裡必然也必須是「遺民」：
「詩人若想使人的生活變得輕鬆，他們就把目光從苦難的現在移開，或使過去發出一束光，以之使現在呈現新的色彩。為了能夠這樣做，他們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須是面孔朝後的生靈；所以人們可以用他們作通往遙遠時代和印象的橋樑，通往正在或已經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橋樑。他們骨子裡始終且必須是遺民。」
這令人想起阿岡本論同時代人，認為同時代人是緊緊凝視自己時代，以便感知時代的黑暗而非其光芒的人，他能夠用筆探究當下的幽暗，從而進行書寫，嘗試在當下的黑暗中去感知這種力圖抵達我們，卻又無法抵達的光。這不是向歷史的過去退卻，而是回歸——向當下人們無力經歷的那個部分的回歸。奇妙的是，當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向過去，為此陰影所觸及的過去也獲致了回應現代黑暗的能力。
詩人從黑塔樓的對角線，像夜光遠遠地擲回自身的陰影，讓發亮的碑石拓回過去。
「每個詩人都是猶太人。」茨維塔耶娃說。
猶太人的命運是流離多舛的。猶太人某方面正是遺民，是流亡的民族。儘管她不無感情因素地被帕斯捷爾納克稱為「所有俄羅斯中的俄羅斯」，「初戀中的初戀，比所有的一切更加永恆」，但她深諳，詩人註定留著猶太人的血液。
曾驕傲地說過下輩子不再誕生於行星，而將誕生於彗星的她，終究以上吊結束其生命。
關於黑暗時代的詩人群像，必須談到白俄羅斯時期，在極權政府統治逼迫下窮苦困頓、流離失所的詩人們。除了茨維塔耶娃，又例如被迫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帕斯捷納克；丈夫獲罪後貧苦落拓，而始終挺直優雅頸項的阿赫瑪托娃；寫諷諭詩諷刺史達林、最後死於臨時難民營的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施塔姆，或者堪稱其中性格最神經質而激烈，最無畏，下場也最悲慘者。當他獲罪後，妻子娜杰日達因當代不信任在當代以紙張流傳詩稿的方式，而一字一句背誦丈夫的詩作，而後燒毀，以口述方式輾轉流傳。
根據娜杰日達回憶錄說，曼德爾施塔姆每逢寫詩，必然四處走動，躁動不安。如同但丁，曼德使施塔姆寫詩以「測量步行的節奏」，他亦說過，所有的詩人都是流亡者，「因為說話就意味著永遠在路上」。
「摧毀你的手稿，但保存你寫於縫隙的任何東西。」曼德爾施塔姆寫道。
因其對世界文明的懷舊，曼德爾施塔姆被布羅茨基稱為「文明之子」，「曼德爾施塔姆也許是唯一能對震撼世界的事件作出清醒反應者……他的尺度感和諷喻足以宣告整個事件的史詩般性質。」布羅茨基，本身亦為流亡詩人，他如此形容流亡者：
「流亡者的頭總是往後瞧，眼淚總是落在肩胛骨上。」無意間應和了尼采的詩人論。
面孔朝後的生靈。骨子裡必然也必須是「遺民」。詩人是亡國遺民，是猶太人，是流亡者。為什麼詩人與時代的關聯如此緊密？儼如法國詩人勒內‧夏爾說，詩人是報警的孩子。又如美籍詩人伊利亞‧卡明斯基藉由曼德爾施塔姆，描述抒情詩人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是：既在內，也在外；受困於即時狀況與時代的喧囂。「時代的喧囂」是曼德爾施塔姆的散文回憶錄標題，又譯「時代的嗡嗡聲」，如同時代的物質通過他在他的內部轉化著。曼德爾施塔姆：
「一個英雄的時代在詞語的生命中開啟了。」
然而到了北島，那在詞語生命中開啟的英雄時代呢？「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他說。無論如何，如班雅明所云，偉大的詩人都毫無例外地，與他們身後到來的世界息息相關。他也說，往往在事物最邊緣處，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最異質的人身上，才能看得見他的真正樣貌。
米蘭‧昆德拉，以小說家的巨觀與悲憫說，詩人是一個在母親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卻無法進入這個世界的年輕人。這令我想到，寫出史詩般迷人鉅著《追憶逝水年華》的普魯斯特，以漫漫七大卷小說開啟一道「一瞬」正要開始的起手勢，希維耶對他的一番評述，或可視為對於詩人的評述：
「馬賽爾‧普魯斯特的死因，就在他缺乏經驗，但缺乏經驗卻使他得以創作出自己的作品……他死於不知如何升火，不知如何將窗戶打開。」
像一個男人，抱著自己的骨灰甕，漫遊在高懸血罌粟旗幟的城市。像一個女人，睡在白紙船裡慢速漂流，如在輕棺材裡淺眠，順手拾遺一截霓彩折射的漂木，待鬆手——天光裡，木屑灑落，斑斕跳躍的啞，幾近於渴。溫熱時代的縮影，讓一隻兀鷹慈悲。（如果你可以凝視得更遠、更邊陲——）
面孔朝後的生靈。流猶太原族的血液。他們。詩筆斷續的，針尖上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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