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漾日月潭
文/蕭蕭 圖/簡昌達
我和老彭一樣搭橋引路
孔子客氣。後世尊他為至聖先師,他卻謙稱自己「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專注於承傳、延續、說解、編纂、傳播,搭橋引路的工作,而不在於創新、開啟,突發奇想、獨標一格地樹立個人學霸的威望。孔子說自己對古聖先賢之道,篤信其真,喜好其誠,依古而行就對了!這是《論語.述而篇》孔子說的原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很多人在思考「老彭」是誰?普遍信賴的答案是老子和彭祖,但老子著有五千言的《道德經》,彭祖「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活身為事。」似乎與這裡所稱的「述而不作」搭不上關係,如果沒有別的人選,我倒是找到一個合理的視角,那就是他們兩人都曾擔任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清楚記錄,為大家所熟悉,那就是周朝藏書室的官員。至於彭祖,清朝文獻學家王謨(約1731-1817)喜歡博覽考證,他所輯的先秦史料《世本》提到彭祖,有宋衷的注:「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守藏史,柱下史,經手的都是來自四方的檔案、文書、奏章、圖籍、史料,不是創作者。孔子「竊比於我老彭」,言下之意有點欣喜、興奮,「就把我當作老子、彭祖那樣的圖書館管理員吧!」尤其是用了「我」字,拉近了許多距離,比起後人說的「我佛慈悲」的「我」更見親密,或許可以體會一下河洛話的「guán(我的、我們的)」那種親切感,「guán阿順」,「guán蕭蕭」,親人似的磁性語調。
太史公將《春秋》推上「史」的峰極之巔
孔子雖然說自己述而不作,但歷史上一般還是流傳他「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贊周易」,將《春秋》當作是他的代表著作,說孔子根據魯國史料,起自魯隱元年(B.C.722),截止於魯哀公十四年(B.C.481)西狩獲麟,以編年體方式撰成史書《春秋》,共兩百四十二年史事,依「年.時(季).月.日.事」的順序記載而下,文字簡明,近乎大事年表,但魯國這段歷史長達兩百多年,所以全書也有一萬五千字左右。有人客氣一點,說孔子是根據現存的魯國史料,高懸義理,定下體例,形成歷史上所謂的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強調的是看歷史的高度,約省的是一字褒貶的智慧,略過程,重結果,因此不說他「作」春秋,說他「修」春秋,這一說,完全吻合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志意表白,但不減《春秋》高居在史書上讓人矚目的位置。
司馬遷的《史記》,通史之祖,自稱有究天人之際的哲學觀,有通古今之變的歷史眼,有成一家之言的文學筆,但是只要提到《春秋》,他的語氣就放軟了,低下了,「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這是司馬遷在自己書上寫的、有著近代人所說的「自我推薦」的〈太史公自序〉裡的話。所以,司馬遷警惕那些掌握國家大權,治理國家大事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前有讒媚之人卻未能洞悉明辨,後有賊寇眈眈虎視而不能覺察;當人家部屬的更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執守恆久不變的常規卻不知為何該如此推展,遭遇突發事故更不知道如何權衡應變。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那就可能蒙上首惡之名。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會蹈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六經皆史」,六經都是先王政典的說法。《禮》用以節人,《樂》用以發和,《書》用以道事,《詩》用以達意,《易》用以道化,唯有《春秋》是用來道「義」,可以撥亂反正,有可能跟司馬遷一樣,將《春秋》放在「史」的峰極之巔!
劉歆有「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的感慨,我倒覺得《春秋》一經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的流傳,說不定可以讓「微言」不絕,「大義」不乖。
陳義芝以詩證史、以詩補史
西方文學,敘述的功能比較強韌,篇幅拉長,史詩的寫作成為文學發展的一大特色,遠古的《伊里亞德》、《奧德賽》,早已是史詩的經典,文學的源頭。東方的詩歌好像一直都不時興這種空間背景龐大,既可通天也能下地,人物不妨虛構,且可隨時往來神人之間、物類之外,至於時間感也就任憑漫漶無邊無際了——或許我們的腦海閃過屈原的〈離騷〉、〈九歌〉,不過,也只是閃了一閃,這歷史長河裡唯一以神話書寫成就詩篇的詩人。我們還是回到以抒情、感懷、紀實為主流的詩經系統,篇幅不輕也不薄,可以吟誦,不短也不小,適合書寫,藝術的含金量十足,即使展延為戲劇,也可以形成張力。雖微言,不棄大義,頗有《春秋》的精神,在歷史的制高點,衡量世理,也不忘抒放意象的詩。
華語文學不一定有西洋史詩類型的大製作,卻往往通過「詩」去完成「史」的評騭:「詩」以「面」、以圖畫、以色彩去扮演、複製,「史」所代表的那個《春秋》精神,或者反過來說,《春秋》所代表的那個史的評鑑衡,則以「點」的小面積去點醒,去發揮警策作用。
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我去淡水「雲門劇場」欣賞陳義芝的《如果眼中有淚》演出,屬於「趨勢詩劇場」的年度大戲。廣告文詞中提到:「厚實的情懷,深刻的情境」十個字,原是指著陳義芝的詩特色,卻也無妨當作「詩」與「劇」(或「舞」)的互動,「詩」與「史」的互證、互補。「導演賦予它們各別表情、豐富情緒與起人遐思的畫面,一切一切的安排串接,如拉開一個一個早已命中注定排序良好的抽屜。」這裡的導演原來是指著劇場的導演,說他將陳義芝的詩以象徵性的布景、岩石、從天垂降的紅長布、揮舞的肢體、甚至於小到三支手電筒,再佐以閩南話、客家話、四川腔的語言,京劇、南管、佛樂,吉他、大提琴、手風琴,豐富了舞台上舞者的生命,且直指詩的生命。
但這裡的導演未嘗不可以是劇場導演後面那個觀察人生的詩人,詩人後面那個創造生命水花、火花的至尊無上的神。
這一方小小的舞臺,原來就不是一方小小的舞臺。
《如果眼中有淚》詩劇場的主架構,其實來自陳義芝的最新詩集《遺民手記》(印刻,2024)。《遺民手記》主題詩是同題的一篇〈遺民手記〉,長篇抒情兼敘事的最新創作,由十一首各三十行以上的詩所組成,以歷史平視角度敘說第二人稱的「你」的遭遇,寫陳義芝父母及其同袍離散、攀索的生存困頓,透露大時代的顛沛、倉惶與哀號,人與時代相互之間無可伸展的糾葛,兼又難以平復。其後的卷二〔遺民後書〕,增入其前以第一人稱的「我」,人子的視角所親聞親見的父母辛酸,包括「居住在花蓮」、彰化「溪底村剪影」、「北海岸潮聲」的三個空間;第三部分則改以父親或不特定的身影的「我」,呈現苦難時代的不同面向,包括名篇〈出川前記〉、〈新婚別〉,稱之為〔離亂備忘錄〕;最後則以詩之「本事」的散文體製,分明敘述,增強歷史的真實與情意的鬱結,是為〔散繹13〕,這時的「繹」有抽絲引線以理出頭緒、推演事理的深義在,置於詩集之後,動人之處不輸前三卷的詩文本。
組詩〈遺民手記〉用字謹嚴,選擇「遺民」二字,應是微言而有大義。「遺民」是指時間縱軸上,浩劫之後殘留的百姓,或是改朝換代之際不仕新朝的人,衡諸歷史與詩文,陳義芝的〈後記〉也清楚標示「紀念 父母那一代身經戰亂苦痛的人」,「一個庶民家族在巨大的時代變局中的經歷」,當然是指劫後餘生者。有人想到同音的「移民」,「移民」是空間橫軸上,遷往他國永久住居的人,顯然軸線就有了相異的歸趨,更襯出「遺民」眼中的「淚」。
深刻了解「遺民」的「劫」「餘」之淚,這「千秋詩」的「春秋筆」就有了一定的撼人的震力與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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