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體育公園內展示的兩部蒸汽機關車DT652和CT251。（記者趙傳安攝） 蘇昭旭 從小我家住在嘉義，從民國五十六年到七十六年，此後即搬到台南。 從民國七十六年我二十一歲起，就愛看台南體育公園 那兩部老蒸汽火車，CT251與DT652。 然而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兩部火車的價值所在。 然而，歷經許多風霜，他的狀況一年比一年還差， 許多人把他當成破銅爛鐵，把金屬零件一一偷走， 有些鐵道迷把兩部蒸汽機車，共八面銅質銘版偷走私藏，甚至變賣到海外， 還發生有人想拆掉他的煙室門，及時被阻擋下來， 卻阻擋不了駕駛室裡面珍貴的儀表，被偷拔走的命運。 我想，唯一能夠挽救這些老東西命運的方法， 就是給他ㄧ個歷史身分，物件變成古物，建築變成古蹟（歷史建築）， 當他成為重要的文化資產，不再是旁人眼中的破銅爛鐵， 他才能有更多的經費與資源，被珍惜，被保護，免於風霜。 二○一五年五月，非常地感謝台南市政府文資處，主動邀我列席報告， 也很感謝委員的肯定，列為ㄧ般古物，挽救了它的命運。 我也很感慨，敝人二○○○年出版的書《台灣鐵路蒸汽火車》， 在古物鑑定索引的歷史文獻上，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功能。 二○二○年四月，台南體育公園的老火車，被妥善整修得亮麗如新。 喜歡火車是個人的小愛，但是挽救火車的命運，那是大愛。 　在台灣戰後三十五年，如果說CT270型是台鐵性能最優越的客運火車頭，那麼性能最優越的貨運火車頭，則非DT650型莫屬了。 　台鐵DT650型與日本D51同型，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引進台灣。在日本D51型和C57型同屬昭和年間代表性的名車，在日本生產高達一千一百一十五輛，為全日本製造最多的蒸汽火車。 　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台灣總督府已擁有二十七部D51型，加入戰爭時台灣軍運的行列。一九四四年，原本欲運往台灣的D5128至D5132，因日本戰爭失利，海運遭到封鎖而無法運送，二戰結束，一九五一年起，國民政府還用美援購入最後五部D51型，直接編為DT683～DT687。最後DT650型總數多達三十七輛，對早年台灣的經濟貢獻卓著。 　台鐵DT650型總重高達一百二十四公噸，是其他火車所望塵莫及；牽引力高達一萬七千公斤，為各型蒸汽機車之首，一次可拉動幾十節車廂，最高設計時速可達八十五公里，超越其他同型貨運用機車，甚至可代客運用機車行駛，成為運能最佳的客貨兩用火車頭。 　DT650型在台灣電氣化之後仍默默地奔馳，成為台灣保留最久「最後的蒸汽火車」，至一九八四年才全部報廢。目前台鐵保存四部DT650型蒸汽機車，DT651在嘉義東石港口宮，DT652在台南體育公園，DT668先前停在苗栗之後移往屏東麟洛體育公園，修復後二○一二年起保存在彰化扇形車庫，DT675則留在新北市立文化中心。 　一九三五年，日本C55流線型蒸汽機車首度登場。這種大型化高速化的蒸汽機車，在續航力和速度上都大幅提昇，改變了台灣蒸汽機車的歷史發展。這年日本在台灣舉辦盛大的「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為宣揚軍國主義南進政策，招待日本皇親貴族遊台灣，引進當時日本最新銳的C55型五輛，創下日本國內與台灣同年啟用新型蒸汽機車的首例。 　CT250型可說是日本蒸汽機車史上的重大突破，為當時台鐵第一部流線形車頂的蒸汽火車。它將汽包（Steam doom）及砂箱（Sand box）合而為一，焊接技術的進步使車身更堅固，並採用前所未有的蹼輪軸心結構，動輪也擴大到一七五○公厘─是一○六七公厘軌距的極限，在日據後期最高時速可達一百公里。 　光復初期，此型蒸汽機車性能優異，更擔任牽引「平等號快車」的主角，一九六○年柴電機車登場後，才退居牽引平快與普通車。一九七九年鐵路電氣化，CT250型並未立即報廢，一直維持可動狀態，直到一九八二年十月才正式停用。目前CT250型蒸汽機車一共保存了兩部。CT251在台南體育公園，CT259則在高雄打狗鐵道故事館。 （作者為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館長）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陸生相關政策會尊重兩岸事務主管機關意見。（中央社）　五日，蔡政府又上演一齣荒腔走板的髮夾彎大戲：教育部才剛宣布開放包括大陸學生在內的所有境外生來台，話還熱的，教育部又指因「兩岸事務主管機關」有「不同意見」，境外生解封又轉為排除陸生。眾所周知，蔡總統獲得連任的主要因素，就是操弄「反中」；但令人不解的是，蔡政府不滿中共執政下的大陸當局，為何卻一再拿大陸人民出氣、開刀？ 　全球新冠肺炎肆虐，阻礙人員跨境流動，根據統計，等待進入台灣的境外生人數約為二點六萬人，若加上新生人數，則近四萬人。上學期，各大專院校教師為了無法來台境外生的受教權，紛紛採取遠距教學，儘管如此可以讓境外生聽課，但效果卻大打折扣，更何況有些必須實際操作的課程，遠距教學也難以滿足境外生需求。 　在無法入境的境外生當中，根據陸委會於四月份的估計，約有七千多名陸生。雖然教育部已陸續宣布開放措施，但陸生（不含港澳生）除應屆畢業生外，都不在開放之列。五日蔡政府先宣布開放、後取消開放的髮夾彎，不但讓亟欲返台的陸生大感失望，台灣各大學校長也表示「深感遺憾」、「玩笑開太大了」。 　教育部所說的「兩岸事務主管機關」陸委會，在髮夾彎之後發布新聞參考資料，以「陸生申請來台證件『大通證』簽注遭受刁難」、「要求其提出我方學校證件不得出現『國立』等文字」等原因，強調陸生無法來台係因大陸當局阻撓。問題在於，陸委會雖將陸生無法來台歸咎於大陸當局，卻並未解釋為何台灣不開放陸生來台。 　若依疫情輕重程度考量，台灣應無理由不讓陸生來台，因為全世界有二十多個國家地區疫情較大陸更加嚴重，其中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若干東南亞國家，為何這些國家的境外生可以來台，陸生卻不行？即使蔡政府可以用大陸當局隱瞞疫情，導致大陸疫情不明為由，但陸生來台也必須依規定檢疫、隔離，將防疫成功引以為榮的蔡政府又何懼之有？ 　再進一步而言，就算陸委會指大陸當局以刁難大通證等手段阻撓大陸應屆畢業生來台，但這又與我方開不開放何干？倘若我方開放，但大陸當局阻撓，陸生自會知曉問題出在大陸當局；但我方不開放，大陸當局也阻撓，陸生不但知道大陸當局阻撓，也會認為蔡政府剝奪他們的就學權利。質言之，蔡政府如此作為，並非明智之舉。 　與陸生相同無法來台的，還有引發陸配陳抗的「小明」們。這些小明，是陸配在與台灣民眾結婚之前所生的小孩，其中包括許多幼兒、未成年者，但衛福部長陳時中卻以「當初沒有選擇我國國籍，就要承擔自己的選擇」為由，禁止小明來台；即使七月中旬開放兩歲以下的「小小明」來台，陳時中還要來上一句「因為他們到台灣後，未來有可能是我們的國人」。試問，未成年的小明能自己選擇國籍嗎？陳時中動輒以國籍為由，豈非將政治因素無限上綱？ 　日前，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聲援小明來台，援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強調兒童跟父母同住是一種權益，與其國籍、宗教、信仰、社會地位完全無關；不僅如此，蔡政府公布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中，也明列「不與父母分離的權利」。為何一碰到屬於大陸人民的小明，蔡政府口口聲聲掛在嘴邊的人權就不存在了呢？ 　台灣有「中共非中國」之說，其意之一為將中共政權與大陸人民分開看待。如今蔡政府不僅敵視中共政權，也防大陸人民如防中共政權，兩岸關係的前景勢將更加黯淡！

蔡英文總統曾說《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是「糖衣毒藥」。（中央社）　李登輝前總統過世之後，各界除追思悼念之外，他任內推動的政策也引起諸多探討，其中包括一九九六年九月拋出的「戒急用忍」政策。政治與經濟，一向難以完全切割，但諸多案例顯示，倘若基於政治目的，而以政治力橫加干預經濟，或許能收到短期的效果，但長期而言恐難敵市場經濟力量，而無法達到政治力所設定之目的，甚至反而傷害本身經濟，為政者應慎思之！ 　李登輝前總統執政初期，正是台灣開放人員前往大陸、台商赴大陸投資、兩岸貿易的初始階段。據我方估算，一九九０年兩岸貿易金額僅為五十一點六億美元，一九九五年已大幅成長至二百二十五點二億美元；台商赴大陸投資方面，根據大陸商務部統計，一九九一年實際投資金額為十一點一億美元，一九九五年已累計至一百一十八點五億美元。當時，赴大陸投資、兩岸貿易幾乎成為台灣產業界的必修課。 　正當台商赴大陸投資、兩岸貿易增溫初成趨勢之際，一九九六年九月，李登輝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中提出「戒急用忍」，其著眼點為降低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賴；次年經濟部公布新版赴大陸投資審查辦法，對台商赴大陸投資訂定較先前嚴格的審查、核定標準。 　政策面「戒急用忍」，但台商赴大陸投資、兩岸貿易因此降溫了嗎？以兩岸貿易而言，據我方估算，一九九六年為兩百三十七點九億美元，較一九九五年小幅成長，但二０００年已增至三百一十二點三億美元。再以台商赴大陸投資而言，據大陸商務部統計，一九九六至二０００年，實際投資金額累計為一百四十五點七億美元，這五年間的累計實際投資金額，較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五年間的累計實際投資金額，還多出二十七點二億美元；至二０００年為止，台灣前一百大廠商已有一半在大陸投資設廠。數據顯示，「戒急用忍」並沒有降低兩岸經貿熱度。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今的蔡英文總統曾說《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是「糖衣毒藥」；過去陳水扁執政期間，陸委會也曾對兩岸經貿採取「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民進黨及蔡總統對兩岸經貿的態度可見一斑。 　但是，據我方統計，二０一五年台灣對大陸（含香港）的出口金額占我總出口金額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九點五，去年仍達百分之四十點一，今年上半年甚至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點三。今年因受疫情影響，六月份台灣對外出口金額年減百分之三點八，對大陸（含香港）卻年增百分之十三點八。何以蔡政府視兩岸經貿為「糖衣毒藥」避之唯恐不及，台灣對大陸出口卻有增無減？原因固然很多，但因市場力量形成的兩岸供應鏈根深柢固，難以在短期內移轉，當為主因之一。 　政治力干預經濟難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案例，並非僅見於兩岸經貿。以美國與大陸貿易戰而言，在美陸相互祭出制裁措施之下，美陸雙邊貿易金額占美國總體貿易金額的比重下滑，去年已降至百分之十三點五，大陸不但已非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而且已低於墨西哥與加拿大退居第三；但是，今年四月美陸雙邊貿易金額激增，大陸又重返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地位。美國總統川普高喊企業「回到國內」，但成效有限，《紐約時報》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分析，「美國較高的工資水平以及外國市場的吸引力，意味著大多數全球企業都選擇繼續保持全球化」。 　政治與經濟，是人類都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為政者更應從對國家、人民有利的角度思考孰重孰輕，甚至兼取魚與熊掌。

崑大第二期教育部ＵＳＲ計畫通過三件，且是獲得國際連結類計畫唯一私立科大，天下ＵＳＲ大學公民調查更榮登全國私立科大第三、南部第一。　 （記者汪惠松攝）　記者汪惠松／永康報導 　崑山科大執行教育部ＵＳＲ計畫成果受肯定，二０二０天下ＵＳＲ大學公民調查出爐，該校更榮登全國私立科大第三、南部第一。 　崑大致力於永續環境、社會實踐及在地關懷，一０七與一０八年通過三件善盡大學社會責任ＵＳＲ補助計畫，兩年獲得逾一千八百萬元，一０九年更上層樓，包括「永康工業區及鄰近區域暨國際化綠色需求和永續發展」、「既培力也使力｜以人才培育為底蘊創生新官田」及「南關線的飲食文化學堂｜慢．食．行．旅計畫」等三案亦通過計畫補助，成為台南地區技職校院通過件數最多的學校。 　其中，由學術副校長周煥銘領軍的「永康工業區及鄰近區域暨國際化綠色需求和永續發展」為國際連結類萌芽型計畫，是全國通過ＵＳＲ計畫三件以上，且唯一拿下此計畫的私立科大，一０七年迄今共獲得逾三千兩百萬元補助，相當不容易。 　校長李天祥表示，該校積極爭取ＵＳＲ計畫，且執行成果契合學校重點特色，第一期一０七～一０八年除通過永康工業區的綠色需求與永續發展等三件，另培育八組小型ＵＳＲ計畫團隊，著重於師生創新參與、區域產業鏈結與跨域創新科技整合。 　過去執行過的「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建構農村永續發展的社會實踐」更入圍二０二０《遠見雜誌》第十六屆ＣＳＲ企業社會責任獎。

李前總統主政期間兩岸立場反覆，造成國人及繼任者諸多困擾與疑惑。（中央社）　日前辭世的前總統李登輝被譽為「台灣民主先生」，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長達十二年，期間亦是台灣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加上目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多少都曾受過他的提攜或影響，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中的一位強人，當不為過。 　正因為他的巨大身影，使得接替的藍綠政黨多無法脫離李登輝主政期間所定下的政策方向，只是執行層面有所差異。然而，李前總統主政期間，兩岸立場反覆與言語矛盾，都造成國人及繼任者諸多困擾與疑惑，其中尤其對外交關係及兩岸政策影響最大。 　李登輝初掌國政之際，恰好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時代，當時國際情勢變動極大，台灣內部也同時面臨民主化運動對外交及兩岸互動的考驗。不同於前幾任總統，李登輝對國際事務有極高興趣，多次出訪邦交國及非邦交國家。其中，當他首度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訪問新加坡時，當地媒體稱他為「台灣」來的總統，而非「中華民國」，他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當為他推動「務實外交」的最佳註解。 　在李登輝歷次的出訪行程中，最受各國矚目的就是兩次美國之旅。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從未有我國總統踏上美國土地，當時的柯林頓政府竟不讓過境夏威夷的李總統一行下機休息，導致美方政壇及輿論譁然，友台的國會議員遂共同提案，邀請他赴美訪問，才促成一九九五年的重返康乃爾大學之旅。他創下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我國元首訪問美國的先例，卻也成了台海危機的導火線。 　外交及兩岸互動，堪稱台灣處理涉外關係的一體兩面，主政者需小心翼翼地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尋求平衡，避免成為衝突焦點，畢竟沒有穩定的兩岸互信，就很難有效推進台灣的國際空間。這絕非向中共低頭投降，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李登輝擴大中華民國的國際能見度，這是他任內的最大資產之一；但因個人對中共之理解，反而讓兩岸關係歷經摸索、密使往來及非官方機構接觸，到互信瓦解階段的驚險過程。 　兩岸的意識形態差距極大，很難在短期內化解，當年「官方冷、民間熱」的景況已不復見。李登輝提出的「戒急用忍」雖想降低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存度，卻也中斷台灣當年想轉型成「亞太營運中心」的企圖心。更重要的是，李登輝以個人意志提出「兩國論」，讓美國及中共難以接受，雖然最後不得不收回，卻造成兩岸關係一道難以抹平的傷痕。 　李前總統確實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打開一扇窗，其務實靈活、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作法，屢被國內外專家學者稱讚。可惜的是，由於個人政治意念過於強烈，導致好不容易破冰的兩岸關係因此又陷入難以轉圜的境地，直到馬英九上任後，才有重新恢復的機會。 　或許是歷史的因緣，李登輝的日本殖民背景成了他觀察國際事務的基底，雖能拉近台灣與日本的互動，卻也為兩岸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這些是他為國家留下的資產，但也是負債。中華民國在李登輝主政下，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國際能見度提升，兩岸關係則歷經波折，這都是他總統任內的足跡，有待歷史給予公允評價。 　無論尊敬或厭惡，誰都不能否認李登輝帶給台灣的深遠影響。政治強人終於走到人生盡頭，是非功過及後續影響仍舊處處可見。李登輝辭世之後，台灣仍須謹慎處理外交與兩岸關係，如何抉擇端看國人要如何打造自己的歷史了。

時代力量徐永明涉案，該黨同志以「他為黨工籌募薪水」為由辯護。（中央社，資料照片）　正當蔡英文總統稍早嚴正宣示民進黨要打破「全面執政必定腐化」魔咒的話音才剛落下，幾位跨黨派的現卸任立委涉嫌收賄的消息就被踢爆，連剛接任總統府秘書長僅七十五天的蘇嘉全都因姪子立委蘇震清醜聞接連遭媒體揭露，不得不請辭。從蘇嘉全的聲明來看，他希望他的主動離任能為蔡總統及民進黨止血，也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預留東山再起的空間。 　猶記得才卸下民進黨秘書長的羅文嘉日前曾公開表示，「民進黨遲早會出事」，還被黨內同志謾罵，怎知現在東窗事發，反讓他的預測成真。坦白說，除了這些被檢調追查的大案子外，恐怕還有許多深藏在暗處、見不得光的貪腐行徑，仍在侵蝕著台灣的民主政治基石。 　當此事被揭露時，國人都有貪汙不分黨派之感，而各政黨無不展現要求檢調機關勿枉勿縱的嚴正態度，也表達不會寬貸涉案從政黨員的決心。然而，一個長期謾罵藍營的社群團體，竟說出「為維持台灣民主自由，這種人貪汙我可以接受」的無知狂言，令社會大眾極為震驚，咸認該論調已超越政治界線，迫使該社團最後不得不撇清立場，表示此為小編個人看法。 　自解嚴及國會全面改選至今，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已有三十餘年，雖然過程尚稱平和有序，但仍有許多待改進之缺陷。然而，由於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結果，使得國人早期對民進黨的包容遭綠營濫用，社會大眾甚至衍生成對藍綠有不同標準的普遍認知，才會出現上述誇張言詞。簡言之，以政治顏色看待是非對錯，正是台灣民主制度難以步上先進國家之列的主因；倘若國人仍以政治立場檢驗政治人物的是非，今天跨黨派立委涉嫌收賄將不會是最後一件貪汙案。 　正因為有些民眾容忍民進黨長年以來「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雙重標準，使得極少數綠營人士以政黨為掩護，表面標榜清廉，暗地裡卻涉嫌違法貪贓，甚至還以電話追錢，該黨人士仍以「他為黨工籌募薪水」為由辯護。對照他先前譏諷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的「若貪汙、把我關到死」一席話，以及他曾說「提名人若貪汙、該政黨應連帶受罰」的主張，這種表裡不一的作法，豈不是民主政治的最大諷刺！ 　事實上，嚴禁貪汙舞弊、對違法者施以重刑，應該是民主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最低要求，也是民主制度得以維繫的基礎；而且，民眾應對所有政黨及從政者皆以相同標準看待，才是民主制度得以長長久久的根本，因為唯有人民才是最後仲裁者，切莫被政黨的花言巧語及不實言論所矇蔽。 　馬英九及蔡英文都強調清廉，唯下屬屢有貪汙舞弊之情事，皆難脫治下不嚴之責。民主政治與專制政體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依賴法律制度規範人的行為，因此藍綠政黨應藉此收賄案，好好思考該如何共同立法或修法以防杜官商勾結之弊端，倡導廉能政治，徹底根絕至今仍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甚鉅的黑金體制。 　近日有評論點出，民進黨已轉化成類似日本自民黨的「財閥政黨」，亦即各派系已與不同商人或媒體產生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藉由政治遊說法的漏洞，讓財產申報法形同具文；倘若如此，豈是台灣之福？ 　總統發怒只是代表對黨籍同志涉嫌貪汙的不滿，但依舊對防堵不法行為於事無補，更無法斷絕政治人物藉勢藉端的狂妄心態。為今之計，除檢調機關及法院祭以重刑以儆效尤之外，國人更應公平檢驗所有政治人物的言行，用選票展現反貪腐的力量，整個民主轉型才能再往前邁進一步。

李登輝反覆多變的作風，一半是因為性格使然，一半也是出於謀略。圖為李登輝的追思會場。（中央社）　中華民國首位直接民選總統李登輝日前辭世，其功過固然言人人殊，評價更是毀譽俱存，但可以確定他的一生，不僅充滿爭議，對台灣也確實有深遠影響。 　享壽九十八歲的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台灣光復後成為中國人，掌權後又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他一度加入共產黨，但在國民黨栽培下成為總統，享盡榮華富貴，卸任後卻背棄國民黨，恨不得置國民黨於死地；他在任時刻意扶植民進黨，不時輸送「奶水」，卻又與民進黨時友時敵；他一手主導成立台灣團結聯盟，被視為精神領袖，後來卻又似與台聯漸行漸遠。 　李登輝自稱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對蔣經國推崇備至，但他卻背棄蔣經國路線；他向「八大老」承諾只當一任總統，後來卻做了十二年；他提名郝柏村做行政院長，聲稱兩人是肝膽相照，後來卻跟郝柏村肝膽俱裂；宋楚瑜在蔣經國過世時臨門一腳，幫他順利接任黨主席，他也以高官厚祿回報，兩人交往之親密，形同父子，但宋楚瑜的省長還沒當上兩年，他就規劃凍省，兩人從此反目成仇。這些事情在在顯示，李登輝不斷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甚至到晚年還以「我是不是我的我」自鳴得意，而且不諱言地轉述「大家都被李登輝騙了」。 　這種反覆多變的作風，一半是因為性格使然，一半也是出於謀略。馬基維利提到，君王要兼具狐狸和獅子特質，既能辨識陷阱又能震懾豺狼，李登輝庶幾近之。在蔣經國以後的四任總統，沒有一個比他更霸氣，也沒有一個比他更擅於權謀；跟他交手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在他身上占了便宜。 　這樣的作風使他在推動政治改革上幾乎無往不利，他挾著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光環，砍掉萬年國會，逼使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集體退職；他充分利用黨主席的身分，在黨內拉幫結派、分官授職，又暗中利用民進黨力量對付政敵；在他一手主導下，朝野進行六次修憲，不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也改為全民直選；在全面翻修憲政體制的過程中，沒有流血也沒有動亂，這樣的「寧靜革命」是他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最大原因，或許也是他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然而，「贏者全拿」的憲政制度，使得在野黨幾乎沒有制衡的力量；李登輝為自己量身打造的「雙首長制」，又使得此後的總統有權無責，而行政院長卻是有責無權；不斷膨脹職權的立法院也儼然成為超級國會，「民意至上」、「選票優先」的思維，造成民粹霸凌民主的現象。 　遺憾的是，李登輝任內為了鞏固權力地位，一方面積極拉攏財團與地方派系，並且容許黑道勢力進入政壇，以致形成黑金政治，使得台灣的民主更加低俗化與惡質化；另一方面，他又操弄省籍情結，藉「外省人欺負台灣人總統」的流言，無形中煽動起台灣人的悲情，以致原本還算和諧的社會不斷撕裂，省籍情結越來越嚴重。 　令人非議的是，李登輝任內原本主張統一，他曾公開提出對大陸的六項主張，強調中國的再統一應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進程。後來卻又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不只切斷兩岸在法理與政治的臍帶，也完全否定國家統一。卸任後，他更公開主張制定新憲法或是「台灣基本法」，以取代現行憲法，建立台灣主體性。這樣的主張使得外界視其為「台獨教父」，是否公允？歷史當有論斷，但對一直不承認自己主張台獨的李登輝，豈不是一大諷刺？

（資料照片）王逸峰 　五一勞動連假前夕，大億麗緻酒店宣布停業，衝擊台南產業界，也震撼整個台灣市場；大環境營運的艱辛讓具有近二十年歷史的大億麗緻已經顯現疲態，嚴峻武漢疫情則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大環境與疫情兩者面向不盡相同，但會產生恐怖的相乘效應。先談後者，這次的疫情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有解決的曙光。醫藥或疫苗的研發，仍停留在預測與傳聞， 還沒進入到可以讓人放心或振奮的階段。各國防疫的重點，仍是圍堵優先，斷人流，斷物流，鎖國封城無所不用其極。台灣在二００三年歷經過ＳＡＲＳ，因此所有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到目前為止有效地避開最慘烈的社區感染與醫療崩潰，但是在經濟上付出的代價也持續擴大。台灣社會對於疫情的敏感，從台南被交通部觀光局匡列了多處的警示區即馬上狂掉人潮，可見一斑。 　斷人流，斷物流，影響所及就是斷金流。現金流量連續數個月的幾近重挫，猶如植物遇到大旱災。人進不來，旅館房間賣不出去或是大量退房，都是立即的損失提列，這是旅宿業的不可儲存性：也就是今天的空房間，今晚帳本就是虧錢了。至於明天則歸明天的住房率，賣不出去的房間並無法儲存起來。 　其實，疫情對五星級飯店業的影響，旅客住宿退房可能還不是最嚴重的。另一個比較不被注意的致命傷其實是宴會訂席的取消。人們害怕群聚，吃飯辦桌總不可能在社交距離下進行。大到喜宴、尾牙、春酒，小到社團聚餐，取消的比例慘不忍睹。五星級大飯店的營收其餐飲的比例是很吃重的。也因此傳統的消費補助或低價促銷在這波疫情不太有立即的拉抬效果，最主要是因為人們對疫情的集體判斷悲觀，還是處在緊繃的狀態，仍舊不敢聚會。 　假使台灣疫情可以稍微鬆綁，但是境外的日本、歐美、中國大陸、東南亞警報沒有解除，旅遊市場僧多粥少的情況可能還要維持很久。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因素，所謂大環境長期的評估。比起周遭新開的大飯店，開館歷史最久的大億麗緻，即便在疫情過後面對新的競爭者可能要再投入更新設備的裝潢成本也不低。加上每月付給屋主（國泰人壽）的房租，即便短期可以取得優惠調降，但是就長期而言仍是永遠存在的固定成本。 　至於疫情過後消費力的評估或許見仁見智，但可以確定的是，五星級飯店不可能用下殺價格來做為長期的營運策略。相信這些都是業主思考再三的因素。綜上所述，或許選擇真的不多，畢其功於一「疫」乃不得不然。 　大億麗緻的退場，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大億麗緻對於帶動台南的觀光走向國際競爭的品牌行列確實扮演了相當多年火車頭的角色。台南升格為六都之後，觀光一直是歷任首長提升市民認同感跟拚經濟的施政重點。比起台北的國際級旅店數量，指標性的五星級飯店在台南實在沒有減少的本錢。少掉一間五星級飯店，對於台南拓展國際觀光跟未來的會展產業都是利空消息。 　建議市府，在疫情逐漸趨緩下優先鼓勵市民勇敢走出心裡的陰影，恢復在地宴會聚餐，讓大飯店跟餐飲業先增加現金流量穩住腳步。最後個人研判後勢：已經悶了很久的國旅隨著島內人流的恢復，住房率反而有機會提升。至於國際觀光客的部分，暫時也急不來，只能等待全球疫情解套後再議了。 （作者為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專任副教授）

今年全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恐多於去年。圖為日前新竹縣西濱路二段發生的重大車禍。（中央社）　日前，交通部長林佳龍有感於幾起令人遺憾的交通事件，提出「七大交通安全政策」，希望「讓每一趟的啟程和返家路途更安全」。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已達九百六十七人，今年全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恐較去年增加；再與國際社會比較，台灣每十萬人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更遠超過若干先進國家。如此令人驚懼的數據，讓網民大嘆台灣像落後國家！ 　最近幾年台灣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呈現先降後升的趨勢：一０四年為一千六百九十六人，之後逐年降至一０七年的一千四百九十三人；但是，一０八年暴增至一千八百四十九人，今年截至七月二十七日為止，已達一千人，全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恐多於去年。 　網民感嘆台灣交通狀況像落後國家，雖然令許多台灣民眾心有不甘，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之後，台灣的交通安全狀況的確令人汗顏。以交通事故每十萬人死亡人數比較，一０四年台灣為十二點六六人，南韓為九點一一人，日本為三點八三人，瑞典為二點六四人，挪威為二點二七人，法國為五點三九人；台灣不僅不如亞鄰日韓，離歐洲先進國家更遠。 　再與其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國家比較，一０四年ＯＥＣＤ國家中交通安全狀況最糟的是美國和智利，交通事故每十萬人死亡人數美國為十點九五人，智利為十一點八九人，也都低於台灣；更坦白說，台灣在此一數據上的表現，高於所有ＯＥＣＤ國家，不僅一０四年如此，一００年至一０五年皆是如此。 　台灣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偏高，固然存在許多因素，但駕駛道德不足或危險駕駛皆為主因。根據警政署分析，去年造成人員死傷的交通事故中，汽機車肇事原因前四名依次為未依規定讓車、轉彎（向）不當、違反號（標）誌管制、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間隔）。這四項合計占肇事原因五成，即多與駕駛道德或危險駕駛有關。 　另據主計總處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去年交通事故造成四十五點七萬人傷亡，行人傷亡人數就達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三人，較一０七年增加百分之七點六。從肇事責任觀察，行人傷亡人數中，百分之六十二點一的傷亡行人為責任較小的一方，顯示不少汽機車駕駛人禮讓行人的觀念薄弱。也因此，日前政大法律系教授劉宏恩發出不平之鳴，「台灣每年因斑馬線不讓行人、而肇事致死的人數，大幅超過酒駕肇事致死人數。但是政府及輿論卻只喜歡譴責酒駕，對於更為常見也致死人數更多的斑馬線、不讓行人的危險駕駛感到麻木。這合理嗎？」 　此外，台灣已是高齡社會，且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長者的交通安全也必須格外注意。但是，根據警政署日前公布的統計，近五年六十五歲以上高齡者每萬人肇事件數逐年增加，去年為一百一十二點四三件，較一０四年增加十九點九二件；近五年高齡者每十萬人肇事件數占全體交通肇事件數比重也逐年增加，去年較一０四年增加二點八七個百分點。去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當中，百分之三十五點二一是高齡者，也高於一０四年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三。除了駕駛人和警方應多留心高齡者的交通安全、制度面應加強規範之外，高齡者的家人也應隨時提醒高齡者。 　一九九七年，瑞典基於「任何人因為道路交通喪生或重傷，在道德上完全無法被接受」的理念，訂定「零死亡願景」，之後許多國家、城市跟進。台灣是否也應以「零死亡願景」為期許，讓大家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3日的談話，等同是川普政府的「剿共」檄文。（路透，資料照片）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近期跌落到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從經貿、科技、金融及軍事較勁，到最近相互要求對方關閉領事館等，都讓各國無不密切關注一個長期憂心的問題：全球前兩大經濟體是否已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雅典歷史學家，當時觀察到斯巴達對雅典日益增長的實力感到恐懼，最後導致戰爭無法避免，打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哈佛大學艾利森教授是最早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來形容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潛在衝突的學者，藉以描述現存霸權在面臨新興強權威脅的戰爭可能性。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本月二十三日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發表最新的對中共政策，就等同是川普政府正式發布的「剿共」檄文，不僅呼籲所有民主國家組成聯盟、共同努力改變共產中國，還提到美國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一直追求的接觸政策並未帶來尼克森當年所期待的改變。因此，他強硬表示，「我們必須以更具創造性且更加強勢的方式引導中國做出改變，因為北京的所作所為威脅著我們的人民與繁榮」。 　換言之，川普政府有意改寫歷屆美國政府的對陸接觸政策，以正面對決的強硬策略回擊中共。從近期美國官員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職稱「總書記」稱呼習近平，而非大陸「國家主席」即可看出，美國有意清楚區隔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等於是希望大陸內部能產生質變，徹底改變中共體質。 　美國雖保有反共色彩，但過去從未將中共與蘇聯同等看待，習近平這幾年的強勢「戰狼外交」作為讓各國產生戒心，亦使得美國朝野逐漸形成將中共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共識。這是前所未有的心態轉變，極可能對美陸、甚至台美及兩岸關係帶來無法預料的影響，蔡英文政府切莫以為只要親近美國就安全，畢竟中共現階段固然無力反擊美國，但要打壓台灣卻綽綽有餘。 　雖然民主陣營在冷戰時期有圍堵蘇聯的共同目標，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受益於此戰略安排，而能創造經濟及政治奇蹟。然而，這種圍堵政策卻不見得適用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主因在於產業全球化分工及川普總統的交易型性格。 　應該說，由於大陸已成為世界最大工廠及消費市場，各國無法隨時與之脫鉤，此趨勢短期內很難改變，這正是中共得以威脅利誘各國的最大資源。再者，川普為了拉抬落後的選情，若選擇在大選前再採取更激烈的仇共手段傷害雙邊關係，勢必影響兩國未來能否修補互信基礎的意願。 　不可否認，雖然大陸的政經軍實力節節上升，唯與美國仍有不小差距，中共也心知肚明。因此，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不會盲目地與美國正面衝撞。相反的，在主權領土爭議不會讓步的原則下，中共極可能會滿足美國在其他方面的要求，不讓自己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紛爭的箭靶。蘇聯是美國大選的熱門議題，中共則是後冷戰時期的頭號目標，這是新興大國無法避免的宿命。 　面對美陸對抗的國際變局，蔡政府是否已有因應備案？中華民國固然需要美國作為國家安全的後盾，卻不能忽略中共對台灣的壓力與制約。因此，一面倒向美國並不能化解我國面臨的國際孤立困境，還是應以設法改善兩岸互信、恢復官方溝通機制為優先選項。 　美國與大陸看似已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擔戰爭的代價，川普政府再怎麼咄咄逼人，仍不會選擇武力解決歧見，反而非軍事對抗才是未來各國關注的焦點。